“困”在五花八门的举报里，是当下教师面临的教育生态之一。

最近的一篇相关报道，让人看了有一种窒息感。不仅是九月前两周一所学校收到近40封举报信，更是因为那令人匪夷所思的举报理由：原来的班主任休产假换了新老师，家长担心影响孩子成绩，举报信里说，“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能不能保证新老师不怀孕？”除此之外，学生参与校园劳动打扫厕所、日常教学安排调整、教师批评惩戒，也频频触发举报。

曾有某市教育工作者汇总过当地举报信息数据发现，2023年一年有举报将近400件，其中查实的只有大约50件。在教育提质增效取得一个个进步的同时，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原本作为监督救济渠道的举报，正在被滥用，家校之间的信任，正在频繁投诉中持续耗损。

人们并不否认，举报权，是公众合法的监督权利。面对教师师德失范、违规教学、侵害学生权益等真实问题，家长依规反映、监督问责，是维护校园秩序、保护未成年人的必要途径。但怕就怕在“滥用”二字，坏就坏在“没有敬畏”。家校之间的沟通、信任、互动，一次次被越了界的举报打断、侵蚀、绑架，令人倍感遗憾、深感担忧。

就如新闻里提到的，“老师一定要生孩子吗”？这句反问，不仅没有同理心，也没有基本的尊重。教师依法享有生育权，休产假是法律赋予女性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不受职业身份限制，更不能由家长来限定、审批。要求学校承诺教师不怀孕，本质上是将教师简化为只为学生成绩服务的工具，无视教师作为普通人的人格与法定权利，违背劳动法与妇女权益保障的基本精神。

滥用举报权是对师道尊严的严重侵蚀。师道尊严，不仅包括应有的社会地位和法定人格权，还包括惩戒权。面对学生不当行为，批评教育、责令检讨、课内罚站等合理惩戒方式，是法律赋予教育者的权利和职责，也是对师道尊严的彰显和维护，应该得到尊重、理解和守护。

但有家长认为，选择举报源于一种顾虑：担心当面提出意见孩子被“穿小鞋”，举报才是最有分量、最安全的表达方式。这种心态极易催生恶性循环：有分歧不沟通，遇焦虑就举报。即便最后“查无实据”，教师承受的心理压力、精力消耗、职业挫败感却是真实存在的。当讲台之上的人时刻提防举报风险，就容易催生“防御式教学”：不敢严格管教，批评小心翼翼，只求不出纠纷。最终，承受代价的，不仅仅是老师。

报道中，有一个细节让人印象深刻——周会、月会上，全校教职工要复盘其他学校的举报案例，调整教学方式。这种以案为戒的“谨慎”，可能不会消弭教育者心中的那份初心和敬畏，但可能会在潜移默化中失去一种教育的力度和锐度，并且在更长的链条中传导。

如何防止教师困在举报里？有教育专家提出，教育部门应有专门处置举报的律师团队；有教师提出，设立举报押金机制，如果举报不实就扣除举报人的数千元押金；还有人提出，教育主管部门应完善举报甄别机制，区分有效线索与不实投诉。

这些建议都有其价值所在，也值得相关部门进一步研究。教育部曾明确表态，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澄清正名，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教师的行为坚决“零容忍”，并联合相关部门依法严肃处理、追究责任。但从现实看，不实举报层出不穷，但“严肃处理”“追究责任”的案例似乎并不多，这样就很难形成震慑力和指导性，对此，应该加大处置和公开力度，塑造更良性教育生态。

当然，批判乱举报，不是否定监督，更不是堵住家长的反馈通道。对于一些真实发生的违法违规行为，必须坚持“零容忍”态度。同时，学校应当健全常态化家校沟通渠道，把很多误会消解在前置沟通之中。

是孩子，让家校之间有了无法隔断的联结和共识，有了一起努力的方向和愿景。这份共同目标，意味着家校是应该是教育的同盟，而非互相提防的对立面。让我们珍视这份共通的意义，共同守护家校最朴素的信任，教育最本真的样子。

2027年

《中国妇女报》《中国妇运》《农家女》

作者/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评论员 韩亚聪

监制/志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