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反围剿”中，从北方调来的国民党杂牌军公秉藩师，就有三顶轿子随部队一起行军。师长、副师长、参谋长每人一顶。

历朝历代对武官坐轿子都有着严格的限制，一来武官本身就是马上的功名，行军打仗坐轿子也不方便；再就是乘轿容易助长武官的贪图享乐之风，不利于保持其艰苦作战的优良作风。

比如明代就规定，武臣即使“位至上公”，也不准坐轿子。就算骑马，也不能踩着杌凳子上马。

别说行军打仗了，上班坐轿子都不行。

清朝的康熙皇帝曾将一名坐轿去往前线的武官免职，到了乾隆时期，不仅对武职官员坐轿子有严格的限制，对旗籍的文官，除非是六十岁以上或是身体原因不能骑马，也一律不准坐轿子。

清朝后期，这些规定执行得就没那么严格了。

因一言不和与左宗棠闹得天下皆知的樊燮，就是个“轿子总兵”，他长得十分肥胖，轿夫得格外壮实才行。

除了因为没搞得过左宗棠而丢官以外，没发现他因为违反“武官乘轿”规定而受处分的记录。

不过清末武官乘轿还不能说是普遍现象，只是规定执行得不严格，没人管而已。

令人惊异的反而是近代，竟然出现了一个军官坐轿的“小高潮”。

在北洋军阀时期，尤其是在西南地区，高级军官坐轿子行军的记录频繁出现，甚至基层营连级军官也有不少坐轿子（主要是像“滑杆”之类的简易轿子）的。

曾做过四川省长的军阀赖心辉，在一次战败撤退的途中，士兵秩序混乱，互相拥挤踩踏。

赖心辉从轿子里下来，令人就地在路边铺设烟榻，气定神闲地抽起烟来。

士兵们看到后，说：“慌啥子慌，总指挥还在烧烟来！”

从而稳定了军心，撤退变得井然有序。

有名的“马桶将军”王怀庆，轿夫除了抬轿，还得挑着他的红漆马桶。

他经常在轿子里一边蹲马桶，一边处理军务。

以上说的是旧式军阀，所谓“新式”军人在这方面也不甘人后。

国民革命军的高级将领李烈钧，就有在1922年前后乘坐四人大轿出行的记录。

在法国取得过博士学位的刘文岛，是唐生智保定学校的同级同学，曾受聘为武昌中华大学教授，在陈其美手下任过连、排级军官。

1926年，已是中将军衔的刘文岛，坐着四人大轿出行，在长沙街头偶遇步行的李宗仁。

刘看到李宗仁，赶紧拍轿杆让轿夫停轿，下来给李宗仁敬礼寒喧，还问李出来为什么不坐轿。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他们第七军的高级将领，短途一般步行，路途稍远则骑马，极少坐轿。

注意此处这个“极少”，说明当时即使以提倡官兵平等闻名、作风特别朴素的第七军，也不敢说高级军官完全没有坐轿子的情形出现。

可见当时军人坐轿，虽不能说是普遍，但也不能说是个别现象。

军人坐轿这种独特现象为什么会频繁出现在北洋军阀时期呢？

大概是因为北洋时期多是武人而任文职，在中枢，从大总统、总理，到后来的执政，在地方，从都督到省长，大部分都是军人。

按前清成例，文官是可以坐轿的。

这些军人，一旦坐上轿子，尝到了甜头，就再也不想下来了。

以至于发展到后来，出现了在行军作战中都坐轿子这种荒唐现象。

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不多见。

目前能看到的最近的坐着轿子行军打仗的记录，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二次“反围剿”中，从北方调来的国民党杂牌军公秉藩师，就有三顶轿子随部队一起行军。

师长、副师长、参谋长每人一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