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万仇英古画失踪二十载：南京博物院的文物迷局

2025年春，北京某拍卖行的预展现场，一幅明代仇英款《江南春》图卷悄然亮相，8800万元的估价让整个收藏界为之震动。可谁也没想到，这幅天价古画的背后，牵扯出一桩横跨六十余年的文物悬案，也将国内顶尖的南京博物院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这是我祖父当年无偿捐赠给国家的‘虚斋旧藏’之一，怎么会跑到拍卖市场上？”年过七旬的庞淑令拿着拍卖行的图录，手指微微颤抖。她的祖父是清末民初的实业巨子、大收藏家庞莱臣，而父亲庞增和在1959年将家族珍藏的137件“虚斋旧藏”悉数捐赠给南京博物院，其中就包括这幅《江南春》图卷。

江苏省人民委员会颁发给庞家捐赠奖状

庞淑令的追问，像一把钥匙打开了尘封的档案。当她带着律师走进南京博物院要求查阅藏品时，却发现137件捐赠文物中，有5件已然“消失”在馆藏记录里。南京博物院给出的回应是，这5件作品早在六十年代就被专家鉴定为“伪作”，并在九十年代依照规定进行了“划拨调剂”。

看似合规的解释，却经不起细细推敲。从1961年专家鉴定为“伪作”，到1997年划拨给江苏省文物总店，再到2001年以6800元的价格被一位匿名“顾客”买走，整个过程跨越四十余年，庞家后人竟一无所知。更令人费解的是，当年被标为《仿仇英山水卷》以白菜价售出的“伪作”，如今摇身一变成为估价8800万元的珍品，差价高达12941倍。

“能进入庞莱臣‘虚斋’收藏的，即便不是真迹，也是极具研究价值的老摹本，绝非6800元就能随意处置的普通仿品。”收藏界大咖马未都的评价道出了关键。庞莱臣的“虚斋”收藏在业内素来享有盛誉，《虚斋名画录》中著录的538幅历代名画，涵盖唐、宋、元、明、清各朝名家，大多流传有序，不少还是宫廷旧藏。当年南京博物院也曾盛赞这批捐赠是“馆藏画中品质最精的一部分”，如今却将其中部分作品轻易定为“伪作”处置，实在令人匪夷所思。

就在仇英《江南春》图卷的争议愈演愈烈时，有人翻出了一张1994年1月23日的《宁波日报》。泛黄的报纸上，“南京博物院国宝失踪15天”的标题格外醒目，这则被遗忘的旧闻，揭开了南京博物院文物管理漏洞的冰山一角。

时间回到1993年11月12日，南京博物院的工作人员像往常一样，领出几幅珍藏的古画进行拍照。可到了傍晚入库清点时，一件一级文物——明代画家丁云鹏的代表作《云山雾霭图》不翼而飞。要知道，丁云鹏的画作在收藏市场上向来备受追捧，这幅《云山雾霭图》更是稀世珍品。事发后，南京博物院立即上报公安部和安全部，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追查就此展开。

半个月的时间里，警方排查了所有接触过古画的工作人员，调取了博物馆内的监控记录，却始终一无所获。就在大家一筹莫展之际，有人突然想起，案发当天下午，南京栖霞区紫金山中学高一（一）班的35名同学，在两位老师的带领下参观过博物院。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工作人员找到了这所学校。

真相的揭开充满了戏剧性。时年17岁的班团支部书记袁春宁回忆，当天下午5点多，参观即将结束，她和两名同学走出博物院大殿时，发现大殿前门外右侧的大石柱下，躺着一个像折叠伞一样的东西。出于好奇，她把东西捡了起来，看到外层的“伞套”上标着“字画”字样。可当时南京博物院对外只宣称丢了国宝，并未说明是古画，大家都以为丢的是坛坛罐罐之类的文物，袁春宁便把这件东西带回了家。

直到第二天上午，袁春宁才把捡到字画的事告诉了老师。当工作人员赶到学校，看到那件被精心包裹的物品时，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这正是失踪了15天的《云山雾霭图》。11月26日，古画顺利归院；27日，南京博物院拿出2000元奖励了学校和袁春宁，这场国宝失踪案看似以圆满结局收尾。

可令人疑惑的是，如今翻阅南京博物院的馆藏名录，根本查询不到《云山雾霭图》的相关记录。传闻有人在2009年保利秋拍的图录中，发现了这幅画的身影，当时估价50万至80万元，最终因无人应价流拍。这是否意味着，这幅失而复得的国宝，再次从南京博物院的库房里“消失”，并流入了拍卖市场。

更耐人寻味的是，南京博物院在2022年举办的“万水千山——历代山水画迎春特展”上，展出了一幅丁云鹏的《溪山烟霭图》。一字之差的两幅画作，究竟是媒体当年报道有误，还是南京博物院用其他画作混淆了视听？至今没有明确的说法。有业内人士猜测，当年被找回的《云山雾霭图》可能被贴上了“赝品”标签，送入了所谓的“赝品库”，之后又被以“调剂”的名义流出了博物馆。

从丁云鹏《云山雾霭图》的“失而复失”，到仇英《江南春》图卷的“伪作天价”，两起相隔数十年的事件，暴露的却是南京博物院文物管理中一脉相承的漏洞。尤其是在仇英《江南春》图卷的处置过程中，诸多细节令人费解。1997年负责将画作划拨给江苏省文物总店的南京博物院副院长徐湖平，同时也是江苏省文物总店的法人代表，这种双重身份让文物流转的公正性大打折扣。而2001年购买这幅画的“顾客”身份至今成谜，销售单据上仅标注“顾客”二字，完全不符合当时文物交易的实名登记要求。

随着调查的深入，更多惊人的细节浮出水面。与仇英《江南春》图卷一同被“调剂”的，还有北宋赵光辅的《双马图》。这幅同样被南京博物院定为“伪作”的画作，在2014年的上海嘉泰拍卖会上，以230万元的价格落槌成交。图卷上清晰的“庞元印”“莱臣眼福”印章，正是庞莱臣收藏的标志性印记，这无疑是对当年“伪作”鉴定结论的有力反驳。

这件国宝，先后在2001年广州华艺、2002年上海敬华以8.14万成交，又在2014年上海嘉泰拍出230万天价。更令人震惊的是，次年它再次现身拍卖会，喊价300-500万却流拍。

如今，庞淑令已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南京博物院说明5件失踪文物的具体流向，并返还相关藏品。江苏省文旅厅也已成立工作专班，介入调查此事。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场纠纷的意义早已超越了文物本身。博物馆作为文物的守护者，承载着公众的信任和历史的传承。当馆藏文物可以被随意定为“伪作”流出，当捐赠人的知情权被长期忽视，受损的不仅是一个家族的情感，更是整个社会对文物保护体系的信任。

有业内人士估算，全国省级博物馆约140家，按照业内平均5%的高仿率计算，至少有上万件文物存在归属风险。如果这些文物中的一部分被贴上“伪作”标签流入市场，形成“馆藏黑市”，后果不堪设想。南京博物院的这起事件，或许将成为规范文物管理的一个重要契机。

截至目前，南京博物院仍未公开5件文物的完整流转记录，拍卖市场上的仇英《江南春》图卷是否为当年的捐赠品，也有待进一步查证。这场横跨六十余年的文物迷局，何时才能真相大白？那些消失的国宝，能否重新回到公众的视野？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