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标准农田建设，为何难获农民的认可？

原因就藏在这里！

截至2024年底，全国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超10亿亩，覆盖三分之二的永久基本农田，这是践行“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要成果，本该成为守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屏障。

但在南方丘陵山区，“山上造田”后大片撂荒、农民现场抵制施工的现象频频出现，不少投入巨资打造的农田沦为“面子工程”，未能发挥应有实效。

一边是国家层面的大力推进与巨额投入，一边是基层落地的诸多梗阻，这场关乎粮食安全的民生工程，为何会陷入“叫好难叫座”的尴尬境地？

诸多基层实践者与专家学者的观察，或许能揭开问题的面纱，为破解困局提供思路。

汨罗市桃林寺镇高丰村党支部书记谭振端，对此有着深刻的切身感受。

作为典型的南方丘陵山村，高丰村曾长期受困于零碎小田的现状，全村3000多亩耕地分散在400多户村民手中，不少农户的田地分散在6处以上，高低不平、肥力不足，耕种成本居高不下。

村民吴春林曾坦言，高处的田地灌溉不到，低处的田地面积太小，请人收割的费用比种粮的收益还高，索性放弃耕种，任其撂荒。

当高标准农田建设政策落地该村时，谭振端本以为能破解抛荒难题，却没想到首批试点就遭遇了村民的强烈抵触。

村民湛茂坤种了近20亩田，都是亲戚朋友免费流转的，种什么、怎么种全由自己说了算，他和不少村民一样，担心小田并大田后，自己的“话语权”丧失，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甚至直接到施工现场阻拦施工。

谭振端的遭遇并非个例，浙江义乌何斯路村卸任书记何允辉在公众号发布的《实事求是为什么这么难》一文，短短时间阅读量突破4000，引来无数基层工作者的共鸣，文中犀利的发问直击高标准农田建设的痛点。

何允辉表示，近七八年来，不少地方盲目推进山坡地改农田，每亩投入高达几万甚至十几万元，强行将山上的果树砍伐、药材挖掘，平整后的田地却因不适宜耕种、耕种成本过高而常年撂荒。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村里大山深处百来平米的骨灰堂被卫星拍到后整改了三次，景区的移动厕所都躲不过监测，可几十上百亩的高标准农田抛荒地，却长期无人问津。

江西赣东某县政协的专项调研，进一步印证了这些问题的普遍性，该调研覆盖当地5个山区乡镇、23个行政村，梳理出的问题直指工程建设与基层实际的脱节。

当地作为典型的山区县，大部分耕地为垅沟田、冷浆烂泥田，土壤质地特殊，而高标准农田建设中，土地平整工程占了六成以上的工程量，建设方并未结合当地土壤特性优化方案，而是照搬北方平原的建设标准。

改造完成后，一系列麻烦接踵而至：铲平的地块露出硬底土，保水保肥能力极差；填平的区域松土厚度达数米，农作物根系无法固定，易倒伏；沿河的田地甚至被翻出河底砾石，根本无法种植粮食作物。

农民反映，改造后的田地耕种难度比以前更大，投入的人力、物力成本增加，产量却不升反降，耕种积极性大幅受挫。

水利设施配套不足，更是让不少高标准农田陷入“靠天吃饭”的困境。

该地区的水利设施大多修建于人民公社时期，历经数十年风雨，早已淤塞、老化、失效，无法正常发挥灌溉作用。

山排田改造为高标准农田后，虽规划了灌溉渠道，但源头无水可引，渠道修建也未贴合山地地形，水流无法顺畅流通，遇上干旱天气，再“标准”的田地也只能眼睁睁看着庄稼枯死；遇上暴雨，又因排水不畅导致农田内涝，农作物大幅减产。

“投入了这么多钱，改出来的田还不如以前的老田好用。”这是当地农民最普遍的吐槽，也是对工程脱离实际的无奈控诉。

耕地权属纠纷，更是阻碍高标准农田建设落地的重要瓶颈。

上世纪八十年代分田到户时，为兼顾公平，村里将好、中、差三类耕地分摊给各家各户，导致一块大田被分割成十几小块，十几户村民交错经营，形成了“田埂纵横、地块零散”的格局。

高标准农田建设需要实现小田并大田、弯渠变直渠、窄路变宽路，必然会打破原有的土地界址，重新划分地块。

不少农民担心，重新划分后自己会失去原本的优质耕地，或是得到的地块位置偏远、肥力较差，即便有书面的权益保障说明，也难以打消内心的顾虑，进而抵制施工，引发一系列矛盾纠纷。

湖南省政府参事、中南大学金融创新研究中心主任饶育蕾指出，耕地权属划分不清晰、权益保障机制不完善，是南方山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面临的共性问题，若不能妥善解决，即便工程质量达标，也难以获得农民的认可，最终影响工程实效。

审批流程繁琐、工期安排不合理，进一步加剧了农民的不满情绪。

高标准农田建设属于国家全额投资项目，从规划设计、立项审批到施工建设、验收拨款，环节环环相扣，涉及农业农村、自然资源、水利等多个部门，审批周期往往长达数月。

不少项目完成审批时，最佳的冬闲施工期早已过去，施工单位只能赶在春耕时节突击施工，既耽误了当年的耕种，也无法严格按照施工规范操作。

按照规定，土地平整前需先剥离表层的耕作熟土，待平整完成后再重新铺设，以保障耕地肥力，但工期紧张的情况下，施工单位往往省略这一关键环节，直接进行平整作业，导致耕地质地越来越差，农作物产量大幅下降。

农民看着被耽误的耕种、越来越差的土地，不满情绪日益强烈，对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抵触心理也愈发明显。

在诸多基层工作者与专家看来，高标准农田建设之所以出现诸多问题，核心症结并非施工质量差、资金不到位，而是工程思维与农耕逻辑的严重脱节，建设方陷入了“唯标准论”“唯指标论”的误区，忽视了农民祖祖辈辈积累的在地经验，忽视了不同区域的自然条件差异。

农业农村部相关专家表示，高标准农田建设的核心是“适配性”，而非“标准化”，北方平原地势平坦、连片性好，推行规模化、标准化建设，能大幅提升耕种效率、降低耕种成本，但若将这一模式生搬硬套到南方丘陵山区，必然会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

眉山某村的经历，就是工程思维背离农耕逻辑的典型案例。

该村地处川中丘陵地区，土壤以黏土为主，保水性强、排水性弱，而负责施工的挖机手都是外乡人，不了解当地土壤特性，按照统一标准将田埂修得过高、过陡。

一到雨季，田里的积水无法及时排出，不仅冲垮了田埂，还导致整片庄稼被泡烂，农民辛苦了几个月的收成付诸东流。

“还不如以前的老田埂好用，至少不会积水淹苗。”村民们的无奈吐槽，道出了工程脱离实际的弊端。

反观四川遂宁、湖南汨罗等地的探索，则用实践证明，尊重农耕逻辑、贴合基层实际，才能让高标准农田真正发挥实效。

四川遂宁推行“村民全程参与”模式，将工程主动权彻底还给农民，打破了“自上而下”的僵化建设模式，在大英县蓬莱镇桅杆坝村，村民冷盛志不仅能在工地上打工挣钱，还主动担任质量监督员，穿着“以工代赈”的红马甲，每天排查沟渠修建、田埂铺设等环节的质量问题，及时反馈给施工单位与村集体。

他坦言，一天能挣120元，几个月下来挣了近3万元，既增加了收入，也能全程把控农田改造的质量，心里更踏实。

遂宁各村均成立了项目理事会，材料采购、账务管理、质量监督等环节均有村民代表参与，还建立了“七方联审会商”机制，邀请行业主管部门、施工单位、村民代表、种粮大户、农业专家等共同把关，群众的意见能直接传递到设计与施工环节，及时优化调整建设方案。

在工期安排上，遂宁充分结合当地农作物种植规律，利用小麦与水稻种植的时间差，在农田空闲期抢抓工期，既保证了施工进度与质量，也没有耽误一季庄稼的耕种，最大限度保障了农民的切身利益。

截至目前，遂宁已建成高标准农田169.69万亩，还结合川中丘陵地区的自然条件，制定了专属的技术细则，改造后的农田租金翻了一倍，亩均粮食产能提升100公斤，实现了农民增收、粮食增产的双赢。

湖南汨罗高丰村则通过破解资金难题、调动村民积极性，走出了一条适合南方丘陵山区的高标准农田建设之路…

村里算过一笔细账，改造全村3000多亩耕地，需要投入600多万元，仅靠政策资金远远不够，村“两委”创新思路，发动党员带头，引导村民将小田流转给村集体，免收5年流转租金，以此“投资”高标准农田建设。

谭振端解释，村民每亩每年的流转租金为150元，5年免收租金虽短期内没有收益，但村民可到村合作社务工，日工资可达200元，增收渠道稳定；5年后，高标准农田租金将涨至每亩500元，后续还会根据效益持续上涨，村民的长期收益有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