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明，见字如面。
你走的那年，我四十三岁。今年，我五十七了，头发白了大半，眼睛也不如从前好使了。可我还是想给你写这封信。我知道你收不到，但我还是写。就当是，跟那个二十七岁才肯娶我的男人，再说说话。
你走之后，我经常想起建安十二年的那个春天。
那年你二十七岁，在隆中种地读书，名声在外，却迟迟不肯成家。我父亲黄承彦有一天找到你，开门见山：“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你听完，竟然一口答应了。第二天就提着聘礼上了门。
村里人都笑你，说“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他们笑你是个傻子，放着荆州那么多名门闺秀不娶，偏要娶我这么个又黑又丑的丫头。
孔明，我从未问过你为什么。你是嫌解释太麻烦，还是觉得根本不需要解释？我猜是后者。你这个人啊，一辈子行事，从来不需要旁人理解。你选我，不过是因为你知道，我要的不是一个丈夫，你要的也不是一个妻子。我们俩要的，是一个能并肩站在隆中山头、看天下风云的人。
婚后第二年，你出了山，跟着刘备走了。你三十三岁，我三十二岁。你走的时候，把家里那几亩薄田交给我，说：“等我回来。”我说：“好。”就这么一个字，你走了。刘备三顾茅庐，你为他谋划三分天下。我在家里，替你侍奉叔父，替你照应乡邻。你给刘备讲“隆中对”，我在灯下给你缝衣裳。
你走后的第一个冬天，荆州的雪下得很大。我半夜醒来，炉火灭了。我裹着你的旧袍子，忽然想起你走之前那个晚上，你跟我说了一句话：“月英，我这一去，怕是回不了隆中了。”我没有问你为什么，你也没有解释。你只是握了一下我的手。
你入了刘备的幕府，从军师中郎将做起，一路做到了蜀汉丞相。你走了多少路，打了多少仗，我在家里就能数出来。你每打一次仗，我就多绣一面旗。你赢了，我高兴；你输了，我不说。我不问胜负，我只问你冷暖。
后来你去了成都，派人来接我。你太忙了，连写封信都是三言两语。可你信上不说苦不说累，只说“成都的桑树好，适合养蚕，你来吧”。你是怕我不肯离开隆中，你想了个最懂我的理由。我一看就笑了。你这个人啊，一辈子不会说软话，可你做的每一件事，都软到了我心里。
我到了成都，你依旧是忙。你在府里很少笑，话也不多。可你有个习惯——再晚也要回家吃饭。有时候你回来时已经过了亥时，饭菜热了又凉，你端起碗就吃。我看你吃得香，说再给你热热，你摇头：“不用，你做的，凉了也好吃。”
你唯一发脾气，是建兴六年你第一次北伐失败。那天你回来，脸色铁青，一句话不说。我端茶给你，你没接，只是坐在那儿，盯着墙上一张地图发呆。我站在门口看了很久，没有过去。我知道，你不需要安慰。你需要的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恨自己。
第二天一早，你写了《谢罪表》，自贬三级。你让我给你磨墨。我站在你旁边，看着你一笔一划写下去，字迹工工整整，连一处涂改都没有。你写完，搁下笔，轻声说：“月英，我错了。”三个字，你第一次跟我说“我错了”。我低下头，眼泪掉在了墨里。
最后一回，是建兴十二年秋天。你又要出祁山。走之前，你破天荒地没有看地图，坐在院子里看我喂蚕。你问：“今年蚕养得怎么样？”我说：“比往年好，茧子又白又厚。”你点点头，说：“好。”
就一个字。然后你站起来，理了理衣襟，出了门。你走路的背影，跟二十七年前离开隆中的时候一模一样。
你走了以后，我每天看你的旧袍子，看你写给我的信，看你留下来的那些手稿。你看，我嫁给你二十七年，你留给我的，就这些。没有山盟海誓，没有金银珠宝，连一句像样的情话都没有。
可我一点都不怨你。因为你把最好的东西给了我。你给了我一个能配得上你的黄月英——我父亲说我“才堪相配”，其实我知道，是你让我成为那个“才堪相配”的人。

孔明，你走的那天，成都满城缟素。我没有哭。我坐在院子里的桑树下，看了一整天的蚕。
后来刘禅派人来慰问，问我有什么需要。我只说了一句话：“把他写的那几卷书，给我留一份。”
我现在还在成都，院子里的桑树又绿了。蚕结茧的时候，我会想，你看，咱们俩这一辈子，始终是一个在前面走，一个在后面等。可我等的是你，你走的是天下。天下未定，你便不归。
那就不归吧。
你那一句“好”，我等了二十七年。值了。
妻，黄氏，绝笔。
后记：黄月英在诸葛亮去世后，独自抚养儿子诸葛瞻长大。她将诸葛亮的手稿整理成册，隐居成都郊外，终身未再嫁。后人评价诸葛亮“淡泊明志”，却很少有人提起，他的妻子用一生的沉默，为这四个字做了最深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