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蒙蒙亮，惠州城郊的老屋里就飘起了面香。62 岁的老陈蹲在灶台前，往沸腾的锅里卧了两个荷包蛋 —— 这是孙子大宝每天上学前的早餐。灶台边，老伴抱着三岁的二宝轻轻晃着，孩子揉着眼睛找妈妈，老太太只能柔声哄：“妈妈去挣奶粉钱啦，过阵子就来看你。” 这样的清晨，已经重复了两年。

老陈夫妇的日子，是从儿子阿强和儿媳小林离婚那天开始变重的。四年前，阿强和小林结婚后便和父母同住，先后生下大宝和二宝。后来阿强去外省电子厂打工，夫妻俩长期分居，矛盾越积越深，最终闹到离婚。法院判大宝归阿强，二宝归小林，可离婚后小林却没把二宝接走，转身去了外地，两个孩子全落在了老两口肩上。

阿强在电子厂一个月挣五千多，除去房租和吃饭，每月能寄回三千块。可这点钱，在两个孩子的开销面前像杯水车薪。大宝上二年级，一学期学费四千五，加上书本费、校服费，光学习支出就压得人喘不过气；二宝喝的奶粉一桶两百多，一个月要四桶，单奶粉钱就八百多。更让人揪心的是孩子生病，去年冬天二宝半夜咳得喘不上气，老陈骑着电动车冒着凉风送医，挂号、抽血、拿药，一趟就花了一千二。老陈自己早年在工地摔过腿，常年要吃药，可看着孙子们的开销单，他总是把自己的药盒藏到最后。

最初，老两口从没想过要找小林要抚养费。他们觉得小林刚离婚，手头可能不宽裕，还常给她发孩子的视频：大宝考满分的试卷、二宝第一次走路的样子。可小林要么隔好几天才回一句 “知道了”，要么干脆说 “忙”，后来连消息都不回了。有次大宝想妈妈，拿着奶奶的手机拨号，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挂断，再打过去已是忙音，孩子攥着手机蹲在门口，半天没说话。

两年下来，老陈夫妇的积蓄见了底，还跟亲戚借了三万多。看着大宝穿小了的衣服，听孩子小声说 “想吃红烧肉” 却舍不得买，老陈终于拨通了儿子的电话。电话那头，阿强哭得像个孩子：“爸，工厂效益不好，工资降了，我实在没辙了……” 阿强劝父母去法院起诉，说小林是孩子的妈妈，该尽抚养义务。老陈夫妇犹豫了很久，觉得一家人闹上法庭太难看，可看着两个瘦弱的孙子，最终还是硬着头皮找了律师。

开庭那天，小林终于出现在法庭。她穿得整齐，手里拎着包，见到老陈夫妇和孩子，脸上却没什么表情。庭审时，她说自己在餐馆当服务员，每月挣三千块，除去房租和吃饭剩不下钱，还说曾给孩子转了五百块，却拿不出转账记录。老陈夫妇则掏出了一沓厚厚的单据：大宝的学费单、奶粉店的收据、医院的缴费单，还有跟亲戚借钱的借条。律师还打印出聊天记录，上面清晰地显示，小林从去年起就没再提过孩子。当法官问她为什么不接二宝走，小林说租的房子太小，工作忙没人帮忙，话里满是推脱。

法官看着双方的证据，语气郑重：“父母对子女的抚养义务，不会因离婚而消失。二宝判归母亲，却由爷爷奶奶抚养两年，母亲必须支付抚养费；大宝虽判归父亲，但实际由老人照料，母亲也应酌情承担。” 考虑到惠州农村的生活水平，法院最终判决：小林支付二宝两年的抚养费六万（按当地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每月两千五），承担二宝八千块医药费，再自愿支付大宝两年生活费两万，共计八万八千元。

小林没有上诉，一个月后转来三万块，说剩下的每月还两千。如今，她不仅按时打钱，还会主动给孩子打视频电话。大宝会叽叽喳喳跟妈妈说学校的趣事，二宝看到屏幕里的妈妈，也会伸着小手喊 “妈妈”。老陈的药能按时买了，不用再跟亲戚借钱；晚上，他辅导大宝写作业，老伴抱着二宝看电视，老屋里终于又有了笑声。

“我们不是要逼她，” 老陈望着孙子们的笑脸，语气平和，“就是想让孩子能好好过日子。现在这样，就够了。” 在惠州的这片土地上，一场关于抚养的纠纷，最终以责任的回归、亲情的回暖，画上了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