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师曾先生今日三七，特发文悼念。
一个具有理想的人势必一生痛苦。无论表面上多么潇洒，多么不在乎，但理想会在胸中形成一座高山，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唐师曾是他在世间的大名，而唐老鸭则是他对付世界的名字。老鸭在中国文化中有个潜在的含义，肉烂嘴不烂，表示嘴上永远不服输。
唐师曾在中东
老鸭的嘴硬也分何时何地，在亲朋好友面前更多的是侠骨柔情。他骨子硬，是我们这代人的特性，侠肝义胆，舍生忘死。他以青春的血肉之躯深入中东战场，发回了他的独家报道，让胸前的五星红旗释放光芒，不辱一代人的使命。而我们这代人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与共和国一同成长。
我和老鸭相识是胡小东带他来的。胡小东也是北京生北京长，古道热肠，后来去了美国。那时老鸭已从中东战场归来，功成名就。他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健谈，特别北京。北京人，严格说是“北京地域文化特征明显、生于此长于此的人”，跟上海人、广东人、四川人、东北人等称谓感觉上差不多。你很难解释清楚上述以地域冠头的人群，但会有一种心领神会。
北京人分“北京大爷”和“北京孩子”。我年轻那会儿，身边一群北京孩子，浑不吝，一副玩世不恭的生活状态，好事做得少，坏事不越界，有理想且有担当。与老鸭认识时，我们都已接近北京孩子的尾声，马上就跨入北京大爷的行列。说来奇怪，北京孩子到北京大爷只一步之遥，中间绝对没有“北京大叔”这个阶段。仔细想想，北京地域文化中缺乏“稳重”这一要素，所以 大叔就出现断层。
老鸭有一个特别有名的《诫子书》，罗列了20条，这是他在儿子10岁开学时，写给儿子和同学们的。这份《诫子书》流传很广，很多人看了非常感动，对老鸭铁血柔情的另一面有所了解。其中第二条是这么写的：“孩子，学会走路之后，你要学会爬树、上房、跳墙、越野、登山、滑冰、骑车、开车……旅行的方式与身份无关，任何时候都能拔腿去自己想去的地方，不求任何人，独立、自尊地自由行走。”这一条的爬树上房跳墙越野等行为基本是我年少时的常态。我十一二岁时站在四层楼顶边沿上的感受至今清晰，还残存着几分童年激动。
唐师曾与儿子
如果只允许用三个字形容老鸭，再没有比“浑不吝”这句北京土语更贴切的了。“浑不吝”理应写作“浑不论”，“论”字在北京土语中常常发“吝”音。王朔当年的小说《橡皮人》就对“浑不论”做过解释。他们对传统道德、脸面、后果等世俗规矩通通不论（吝），形成一代北京孩子做人做事的风格。我年过古稀时，还常常犯这些青春毛病，一不怕难，二不怕苦，三不怕死。知道这层北京上世纪后半叶形成的文化特性，就可以理解我们这一代人了。
可老鸭的“浑不吝”和部队大院的孩子“浑不吝”有所不同，他更有规矩，本质上老实。他的生长环境在北京什刹海，那里是皇家，王府，文人墨客的聚集地，混杂着胡同市井文化。他身上藏有傲气，显露出的是市井气。他的家庭出身以及在十年动荡期间的家庭境遇还是给予了他深刻影响，他曾试图低调做人，骨子里还有保留谨小慎微的缜密。可这些终究掩盖不住老鸭的本质，满腔热血，仗义执言。这是一个优秀记者必须具备的特质。这也是他后来成为一名优秀而传奇记者的根由。
我与老鸭可以算一代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北京的一帮孩子，其实都不能算纯粹的北京人。我祖籍山东，老鸭祖籍无锡，王朔祖籍辽宁，姜文祖籍唐山。我们这帮人都出生于长期战争结束后的恢复期，看着国家开疆拓土保家卫国，身上都流淌着上一辈人的热血，加之早期教育都是为国为民，济世安民，导致我们做事永远考虑大者为先，考虑私利较少。老鸭尤其是，他觉得男儿热血洒江山是天经地义的事。他羡慕美国作家海明威的名言：我们都准备献出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
与他第一次聊天时，他就表达出在战场第一线的无所畏惧。他说:“上帝没那么容易选中你，我们回家了，可我的兄弟没能回来。”他在中东战争前线采访一战成名，但他仍深深厌恶战争。他对我说，你没有看见战场上成堆的死尸，你就不可能感同身受。我相信他说的话。所谓感同身受，必须有相同的背景与经历，否则再敏感的人也难以感同身受。战场呼啸而过的炸弹、强烈刺鼻的硝烟、血肉横飞的尸体，这场景尽管被各类战争大片渲染过，但仍不敌现场百分之一。在电影院沙发椅上观战争大片，是无法体会真正战场上的血腥的。这如同鲁迅先生的名言：“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环境与境遇永远在左右人的心态。
唐师曾在中东
那天我请老鸭在北京最有名的食街——簋街吃的饭，去的是那条街上最大的餐馆花家怡园。餐厅的老板我很熟。最早我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当编辑时，老在胡同东口一家小馆吃饭。那家小馆只有三张小桌。谁知十几年功夫，苍蝇小馆发展成雕梁画栋的大四合院餐厅。席间，花老板听说我来了，还来敬了酒，老鸭高兴地与他打了招呼。
席间老鸭讲中东见闻，讲基督教、伊斯兰教起源，他的爱憎在他的讲述中完全透露出来，他有他的世界观，不空洞，非常饱满。我对有自己观点的人都保留敬畏之心。老鸭老说：相信常识，质疑一切，怀疑是科学的开始。我也是这个态度，从不轻易相信书本上的知识，必须要多方证明，才能有对与错的价值观。
一个人一生建立正确的价值观不易。所谓三观，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与自己人生的总和。你看世界的底层逻辑是什么，唯心还是唯物的，决定你与谁为群；那人生观呢，首先要解决人生意义这个大课题，然后才能在一生中有取有舍，才能有自己对生死的终极看法；最后才是价值观，你要体现人生的价值，就要基于对世界对人生的看法做出判断。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信念不能变，所以历史才有人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对世界有一个整体认识，决定怎样度过自己的一生，最后形成是非取舍而不惧世俗的眼光。
那天我们聊得很晚，喝的是啤酒。能喝啤酒就证明你还年轻。我年轻时喝啤酒无遮无挡，一宿喝上一整箱家常便饭，一会儿去一趟厕所，也不知那时的啤酒怎么那么好喝。老鸭身高1.83米，比我高5公分，体重大于我，显得圆头圆脑。那天喝到满天星斗，残月西沉，我们才晃晃悠悠各自回了家。
这是多年以前的事情了。那时老鸭风华正茂，说起事情来眉飞色舞，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今天忆起恍如隔世。这种隔世之感其实很难得的，原因是现在的日子在科技的催促下一日千里。很多旧事尚在眼前，掐指一算，已过去十年八年了。人只要还在这个世界上，隔多久也没有久；人只要离开这个世界，昨天也会变得遥远。
唐师曾考入北京大学国际政治系，这是上世纪1979年的事了。北京大学是新中国最高学府没有争议，其国际政治系的源头是京师大学堂政治学门。“政治学门”这种说法今天听不太习惯，其实中国人最早就把门类分得清清楚楚，政治学门就是有关政治的大类别，后来才改叫“系”。1963年中苏论战，国家急需人才，就将北大、复旦、人大的政治系改为国际政治系，在这里出现了许多外交人才，大量的驻外使节都出自这个系。在这样的氛围熏陶中，加之“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影响，让唐师曾在北京孩子的性格中加上了厚重的政治文化色彩。这一点对他后来奔赴战场，出生入死地做一名战场记者有着深深的影响。
唐师曾在北大校园
我和老鸭还能谈得来的是他的专业——摄影。我年轻的时候曾有一段日子酷爱摄影。我爱摄影和今天爱摄影是两码事。今天爱摄影的人实际上是爱拍照，我爱摄影是要完整介入这件事。我比老鸭年长几年。他18岁考上大学，22岁进入中国政法大学教书，26岁因喜爱摄影考入新华社摄影部；而我26岁时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时，基本放弃了摄影成家的梦想。
我说我喜欢摄影是从头做起。我的动手能力很强，自己制作过照相机，就是那种老式照相馆使用的干版式照相机，还会熟练使用气动快门。我还制作过放大机，那时我是铣工，每个零件都是我亲手制作。我去八一电影制片厂淘来过期电影胶片，裁成装卷，自己冲洗底片，然后在家里的暗室中洗印照片，12吋以下照片想放多大就放多大。我熟知各类老式照相机，120、135规格的相机都会使。在北京的信托旧货商店，前前后后买过几十台各类相机，其中120规格的大八张相机是我的最爱。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放弃摄影理想之后，话赶话地将这批相机一股脑地送给了一个台湾收藏家，还没好意思要钱。
唐师曾和我在观复博物馆
我和老鸭谈我的摄影往事，谈得他目瞪口呆。我吹牛说我对摄影理论精通，可以不备课就给大学生讲课。我曾问过许多大学摄影系的毕业生一些摄影专业问题：光圈以什么数学关系设置，一般摄影的照相机的光圈理论上能开多大？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专业摄影家能正确地回答出这个问题。我和老鸭说，我做事都是理论先行，喜欢陶瓷时先啃《中国陶瓷史》，喜欢摄影就必须懂得照相机理论、放大机原理，学会胶卷的冲洗，相片的放大。我和老鸭说，美国摄影家亚当斯有一个F64学派，美国西部的摄影小组，艺术理念叫直接摄影。亚当斯的摄影风格就是退远、大画幅精雕细琢。而美国另一位摄影家卡帕与之相背，他的格言就是“如果你照片拍得不够好，那是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唐师曾和卡帕海报
说到卡帕，老鸭兴奋得不得了，这算是撞到他的枪口上了。我从他嘴里知道美国战地记者卡帕原是匈牙利人，后加入的美国籍，40岁在越南战场踩中地雷身亡。他是老鸭心中的榜样，他从年轻时就想成为卡帕一样的战地记者。老鸭说，我总有我是卡帕转世的感觉，他死那年我还未出生，可我和他都是18岁考上的名校政治系。我们俩有着同样的自负，酷爱摄影，认为只有摄影才能记录下历史。可摄影是个极苦差事，卡帕身上常有老公山羊特有的刺鼻味，我最惨的日子身上也是臭不可闻。2025年8月老鸭拜谒了卡帕墓，献上了鲜花，他那时还不知，他未来的生命只有一年了。
唐师曾拜谒卡帕墓地
我告诉老鸭我是吃不了这苦才放弃的摄影爱好。老鸭听后高兴得不行，结结巴巴说，当战地记者不能结婚，不能有孩子，羁绊太多。人心总是肉长的。我说我喜欢摄影时，相机还是个罕物，尤其能换长镜头的相机，许多人都没有见过。1984年我去新疆带着200 MM长镜头时，新疆许多人都问我这是不是望远镜。然后我们就是大谈特谈各种牌子相机的优劣，说到最后都说如果只能留一部相机，那一定是越小越好，因为随时可以抓拍。对于摄影记者而言，拍下内容比拍得好更重要，尤其突发事件，随手一拍才能让转瞬即逝的历史定格。
老鸭在海湾战争的日子里，就让许多历史定了格，他作为一位天生的摄影者，不惜生命，孤身一人前往战区，为我们这些在和平环境中长大的一代人树立了榜样。老鸭身上有一种永远不懈松的韧性。他有一张娃娃圆脸，肤色细白，尽管大高个儿，但永远给人以不成熟之感，嘻嘻哈哈，正经事也不正经说，时不常地还一脸羞涩。你若跟他不熟，真搞不懂他。
唐师曾拍摄新闻照片一组
老鸭的履历比较亮眼，他不是草根逆袭，也不是山沟里飞出的金凤凰。他有祖荫，十三世祖唐荆川，唐荆川是明代中叶的人，文武双全，文为散文大家，武为抗倭名将，自创荆川枪法。今天在江苏常州还有荆川公园，唐荆川的墓就在此静卧了近500年。到了近代，他的曾祖唐锡晋是晚清名士、慈善家，倾家赈灾，积劳成疾，病逝于赈灾途中，事迹载入《清史稿》。祖父唐宗郭，年少考中秀才第一，入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读书。父亲唐勤（原名唐振统），在社科院工作到退休，为人低调，与老鸭风格迥异。
唐师曾与父亲 祖父
老鸭生于北京，就读于家旁边的大翔凤小学，大翔凤胡同很有名，很多名人故居就在这里。中学是北京十三中。1979年18岁考入北京大学，算是续上了祖脉。他家就在北京城区最好的风景地——什刹海。直至最后住院前，他仍住在这里，可以与春柳夏荷秋水冬冰为伍，享受人文与自然风光。
按理他应该是个养尊处优的家伙，在什刹海溜溜达达过上一生。可很多东西是骨子里带来的，是祖辈里埋下的不安分。他说自己是尖屁股，坐不住，必须游走四方。即便大学毕业分配在法大教研室做上了老师，可以一生无忧，还可以看见未来，但这些恰恰不是他的追求。他骨子里有个心魔，那就是走遍世界，看清天下。
老鸭刚加入新华社的那几年兢兢业业，拍突发事件，拍野长城，拍野生大熊猫，拍可可西里无人区。他有一张广为流传的照片就是在可可西里拍的，脏发乱须，破衣烂裤，歪戴个帽子，如果没有胸前那两个相机，到哪儿都会被看成乞丐。那时他饱受青藏高原缺氧之苦，嘴唇干裂，脸上爆皮。但作为优秀的摄影记者，吃苦是必须的。好记者不去公园拍花海，也不是去舞台拍明星，安逸环境出不了大片，这点道理谁都懂，但实实在在地去吃苦，甚至去玩命，就不是每个摄影记者都能做到的了。
唐师曾在可可西里
在青藏高原海拔4600米的可可西里的无人区，老鸭唐师曾与《民族画报》的记者凌风，在帐篷里收到了一条令他灵魂出窍的消息：伊拉克吞并了科威特。摄影记者的敏感与血脉中的不羁让他猫跳般地跑出帐篷，在雪地上打了三个滚，然后面对雪山长跪不起。他知道属于他的时代终于来了。这一天是1990年8月3日。
我太能理解这种血脉贲张的感觉，没有强大的外界刺激，谁也贲张不了。我们这一代人生长于和平年代，但离战争并不遥远。我的父母都是军人，我爹参加过抗日、解放两大战争，在枪林弹雨中幸存，身上有多处挂彩。而我们虽然在成长过程中也与所谓战争相遇，但那都在新闻广播中，我们强大的军队都处于大大的优势，全国人民只需同仇敌忾，鼓舞士气。而这一次伊拉克的贸然动武是可能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老鸭认为他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当战地记者的心火一下子就被点燃成烈焰。他打着手电筒连夜给新华社领导写报告，请缨去战区为新中国做出自己的报道。
唐师曾在可可西里腹地
老鸭写的这份请缨战书有理有节。他先讲大道理，说新华社正在步入世界通讯社行列，中东是最好的突破口；然后又讲自己的专业，熟悉国际关系史、世界战争史；再有就是自己身体健康，无家庭妻儿的拖累；最后他表了决心，要为新华社争光，报答人民的养育之恩。由于这份请缨战书写得真诚无比，后来被以讹传讹地成为写的血书。老鸭自己说，在高原腹地，连氧气淡水都是问题，怎么可能写血书，挤不出多余鲜血的。
一般人是无法理解老鸭在那一刻的心境的，老鸭自己也未必能准确说出自己的心情。可是此时此刻，你若读一下岳飞的《满江红》就可以与之共情：“抬眼望，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20多年的教育，抛头颅洒热血，为国家赴汤蹈火在所不惜，为民族舍生忘死义无反顾，就怕“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老鸭身在青藏高原雪地上祈祷，企望海湾之行能够成行。
唐师曾（右一）在可可西里
幸运的是，我们这代人赶上了百年以来最好最开明的时代。我一个只读过小学，没有任何文凭之人，破例进入中央一级的大出版社，进门就当上了文学编辑。唐师曾从未踏出国门的记者，凭一腔热血竟也获得新华社领导一语允诺。当时的社长穆青惜才用才，一声令下，全社为老鸭忙活，各类设备凑齐。1990年12月20日在北京首都机场，老鸭的妈妈抱着儿子大哭，老鸭这时体会到了海明威那句份量很重的话：“战争中，女人比男人失去的更多，我们仅失去生命与肢体，女人则失去灵魂与心。”老鸭此行抱着不拍牺牲的决心，他用海明威在《永别了，武器》中的一句话自我解释：“我们都准备献出我们的生命，但只有少数人中选。对这些少数人被选中献出生命的人，也无需给予殊荣，因为他们是幸运儿。”
左二 唐师曾 左三穆青
唐师曾踏上中东土地后不到一个月时间， 1991年1月17日，代号“沙漠风暴”空袭行动打响，海湾战争正式爆发。这场战争时间虽短，但多国部队还是阵亡大约350人，其中美军占大部分。而伊拉克方面，军队阵亡约3万人，受伤数万人，大量坦克火炮装备被摧毁。这场战争是现代高科技战争的标志性的一战，空中打击起到决定性作用，地面战斗只持续了短短4天，伊拉克陆军主力在空袭阶段就已经遭受重创。这场海湾战争还给全球各国上了一课——现代战争已经不再单纯比拼兵力数量了，而是科技、情报、电子对抗、远程打击能力的综合较量。老鸭摩拳擦掌，感觉自己的全部知识终于派上用场，感觉自己等待的时刻终于到了眼前，而这一天离他三十岁生日只差一周。
唐师曾在中东
唐师曾如愿以偿地在中东度过了惊心动魄的小半年战地生涯。他用才智与勇敢解决许许多多看似无法解决的问题，他是唯一穿梭交战双方的中国战地记者，第一个用特拉维夫电头发稿的中国记者，他在交战国发回大量前线报道，让祖国和人民知道炮火连天的中东已经有了中国的战地记者。
那段日子，老鸭置生死度外，事隔三十多年，再去读他那本《我从现场归来》仍觉得神奇。一直至1991年5月7日，大规模的战争冲突结束了，唐师曾获得了伊拉克政府准许离境的特许证。对他的生命而言，最大的巧合就是他在战火纷飞的战区度过他30岁的生日。三十而立对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尤为重要。法律意义的成人是十八岁，你就必须承担所有的法律责任。而孔子说的三十而立，是说到了这个年纪，你应该在社会上具有自己的立身之本，人格立身，确立操守，还要有远大的目标。上天赐予老鸭这样一个美妙时刻，让其在自己的大愿中练其筋骨，苦其心志。
唐师曾在特拉维夫
老鸭为新华社、为国家争得莫大的荣誉，改变了西方通讯通讯社百年来强势独揽的新闻特权。谁也不知道唐师曾在这一役中如此奋不顾身，还能全身而退。当他回到祖国时，他深感自己的幸运，能为国家赴汤蹈火，伟大的历史成全了他。国家也给予他殊荣，中央电视台《东方之子》采访他，《人民日报》不惜版面，用一个整版报道了他那些传奇般的事迹。
老鸭的《我从战场归来》发行过百万册。它成为一代青年眼中的英雄，激励了许多年轻人要当一名不畏生死的新闻记者，拿着相机记录伟大的时代，记录这个世界的美好和鲜花盛开，也记录这个世界肮脏与生灵涂炭。可老鸭总是表示他最愿意拍摄，不愿意写文，一写东西就坐不住，如果只管拍摄就好了，可惜前线没有那么多人员配制。
每个人一生都有高光时刻，老鸭的高光时刻无疑在中东战场，百年不遇。他从战场回来之后，由于成绩斐然，新华社再次派他去了中东记者站。他以他的方式死缠烂打，百折不挠地采访过中东地区相关的一众政治家，有加利、卡扎菲、穆巴拉克、阿拉法特、沙米尔、拉宾、佩雷斯、巴拉克、沙龙、曼德拉等，这样的采访完全靠个人努力而成，今天看来犹如天方夜谭。按新华社官方话语表述：拍摄留存大量珍贵历史影像，圆满完成总社交给的摄影报道任务。
老鸭1993年回国后，依然活跃在新闻前线，但他在某些领导眼中属于另类，其明显表现就是“不听话”。老鸭不听话是他的生命线，如果当年听话也不会来新华社，在新华社如果听话也不会去中东战场，即便去了中东战场，如果听话也拍不了那么多新闻照片。不听话没有标准，但有后果。而且后果严重。
1999年，海湾战争十周年之际，全球纪念活动频繁。由于老鸭的战地情结，他要重返巴格达，重温历史之梦。可领导已换了几拨了，新领导怕出事，只想保住自己不出错，就能升职退休，故不允许老鸭再去巴格达。组织不让去就断了老鸭的皇粮，没了出行经费。那时老鸭正和王淳华新婚中，王淳华毫不犹豫地就拿出自己的全部私房钱，资助老鸭重返巴格达。两个人每人只带了两套衣服，一起踏上征途。这些钱用于买机票，旅途的一切花销，还买了一大行李箱药品，都送给了最需要的人。老鸭一位朋友还倾囊相助，赞助了老鸭新款电脑和相机。老鸭再次踏上他心心念念的巴格达时，他已经患有再生障碍性贫血，这是战区贫铀弹污染而致。其实早在199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和北京军区总医院等医院确诊老鸭为海湾战争综合症，再生障碍性贫血。医生背着老鸭对王淳华说“他只有半年存活，让他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吧”。可老鸭凭借强壮如牛的身体和坚强不摧的意志，不畏疾患，仍奋力活跃于新闻前线。也许就是他的这种意志让他多活了几十年。
唐师曾与王淳华（1998年）
可老鸭自费去巴格达之举还是惹恼了某个领导。他因“不听领导话”，“严重破坏外事纪律”被双开。双开是中国公职人员最重的惩罚，意味着你以前所做的一切归零，你将成为一个无人保护的社会人。老鸭为了自己的生命理念，平静地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无工资无医保。单位认为手下的记者都应该听话，像老鸭这种有反骨的记者，会把年轻的新人带坏；当时处置他的领导决心杀一儆百，严惩老鸭这个害群之马。
可唐师曾的社会影响力太大了，他当年还被评为十大新锐青年。于是上至90高龄的季羡林老先生，人民日报社长、记协主席邵华泽，还有当时中宣部长丁关根，以及众多的朋友都为唐师曾鸣不平，说他“为人民说话”，并施以救援之手。最终老鸭在被双开六个月后悄悄地恢复了公职与党籍。开除之事不了了之。
唐师曾在埃及
后来的日子，我与老鸭在不同的环境中屡屡相见，好像哪儿哪儿都少不了他。进入数码时代，拍照片变得落伍了，老鸭开始弄个小摄影机，搞什么一镜到底，不删减。“只到场，没立场”。好几回他镜头都怼到我的脸上，把我拍得又老又难看。我说他“你不知广角镜头贴脸拍变形严重吗”，他笑着说，你如果拍得不够好，那是离得不够近。
前两年，我筹备一个系列讲座，题目宏大，叫《北京的前世今生》，准备100讲，持续两年，是北京电视台的重点项目。当时王淳华导演找我沟通了多次，有一次临走她才对我说，马先生，我得告诉你一声，我是唐师曾的前妻。这事让我十分惊奇，我和王淳华认识多年，观复博物馆开馆时她就来报道过，后来断断续续有过零星接触，但我真不知道她和老鸭有过这么浪漫的一段爱情。我只知道王淳华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后来留德进修过。是北京电视台知名导演，获奖无数。
唐师曾与王淳华
我和老鸭平时都以兄弟相称，两人之间都是那种非常干巴的兄弟情，从未相互打听家人。以我对人的观察，我认为老鸭根本不适合结婚。谁和他结婚，他都会有意无意地伤害人家。老鸭不是坏人，而是顾不上周全。一个大男人要想呼风唤雨，就没了儿女情长。
后来闲聊时，我又问了王淳华她和老鸭的旧事，知道他们离婚都20多年了，儿子亚述业已成人，学设计的，已经可以自我谋生。王淳华说起老鸭从未有半点儿怨言，只是说二人性格不合就分开了。我当时想，别说老鸭这么有个性的人，今天的社会中婚姻中，即便平平淡淡地能坚守几十年的也越来越少了。
再后来就在网上看见老鸭发出的住院视频，因为老鸭这病从海湾战场回来就得了，有30多年了，我也没太过在意，认为养息些日子就会好起来。恰巧胡小东来北京，我俩一合计，想一起去探视一下老鸭。我知道医院规矩多，尤其他这种免疫力十分低下的病，医院一般不让探视。我试着给王淳华发了信息，淳华告诉我，老鸭听说我去看他，特别高兴，可以和医生通融一声，为我开绿灯。
唐师曾拍摄
探视这样的病人拿水果拿鲜花都不被允许，我就拿了我一本新书《小文99》，这书的文章都短，我想老鸭精神好点儿的时候还可以翻阅解解闷儿。我在扉页写了白居易的两句诗，只改动了一个字：“应喜身与心，泰然两无苦。”人患如此重病，更应该心态放宽。老鸭见我就说，马爷，我快要死了。我让他别胡说，他却跟我交代后事，说自己有海量的照片，想办个摄影博物馆。我知道这是老鸭的心愿，但要落实需要漫长的道路。
应喜身与心，泰然两无苦
我和小东在病房待了18分钟，我怕时间太久护士会轰我们。其实我们进来时已被告知是医生开恩让探视的。老鸭见我很兴奋。他就是人来疯的性格，不管是不是病重。从病房出来，我问了淳华一些情况，淳华告诉我非常不乐观，造血功能已完全丧失。每到这时，我就感叹医学的不进步。我小时候知道的不治之症，今天依然还是不治之症。尤其亲朋好友每到如此境地，我就深感人类的无能，自然界的强大。
我从医院出来后，看到淳华无微不至地照顾老鸭，心中感慨万千，今天有多少人能做到这样一份情谊。我越老越认为爱情与婚姻无涉，它可以独立存在。我给淳华发了信息：“淳华，你不易。夫妻一场，记恩不记仇，人格伟大，情感自知。”淳华回复我说：“都是命躲不过，感谢您的理解与共情。”
我回家后想了很久，老鸭与王淳华的相遇完全是美丽的邂逅，金童玉女般的组合。但人生与命运不是一场电影。他一定不按规定好的剧本走。淳华陪老鸭重返巴格达，那是多么浪漫的一段日子啊。按老鸭的朋友，美籍著名华人作家赵浩生的话说，人生两件事最重要，一是闹革命，二是谈恋爱。如果两件事搅和在一起，那就是极致人生。这么说，老鸭与淳华重返巴格达的日子就是老鸭的极致人生。一个人的一生有这么一段日子足矣。
唐师曾与王淳华
后面的日子我就有点儿提心吊胆，知道那个噩耗一定会来，但还是希望奇迹发生。老鸭命大，去过高原、可可西里，去过巴格达、以色列，炮火连天，可就是没有躲过这看不见的辐射。人生“生老病死”四课，生死不由人，老去也不由人，只有病还可能人为抗衡一下。我让淳华转告老鸭，大家都关心他，希望他心里有个坚强信念。
人生就是这样，拆招渡劫，过得去就是成功，过不去也坦然面对。我对淳华说：“你非常不易，当今如你优秀的女人难见了。”淳华对我说：“谢谢您总是鼓励我，给我前行的勇气。人生已到了散步的年龄了，做事不为别人怎么看，善是本能，爱是信仰。”
我回复淳华:“善是人类最初的本能，爱是后天建立的信仰。”在善与爱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虔诚，怀有大爱之心，只有这样才能具有完美人生。
老鸭的生命定格于66岁，以今天年寿长度平均值而论，令人扼腕叹息。但老鸭的生命厚度高于常人，他把他的生命完全释放，没有一丝浪费。他的人生理想“不畏生死，做一个新中国最好的战地记者”，他做到了。这让我想起2000多年前的汉代使节班超，出使西域被困鄯善国，形势危急。班超对手下将士说：“不入虎穴，不得虎子。”他决定冒险夜袭匈奴使者营地，逼鄯善国王归附大汉，最终大功告成。两千年后，老鸭唐师曾也对自己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的理想是做一个靠自己打拼天下的孤胆英雄，靠勇敢和学识，历经苦难，创造人生，让美梦成真。”
我们都是有理想的一代人。理想和目标有着本质上的不同，目标是可以追求实现的，它直接和钱相关；可理想理论上是不可以实现的，它与钱无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才是理想。在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路上，我们这代人乐此不疲地奔波着，不知何为辛苦，不知何为困难，不知何为生命短暂。在所有微不足道的障碍面前，理想如红旗猎猎作响，理想如苍鹰高空翱翔，理想如太阳光芒万丈，理想如梦幻绚烂异常。老鸭说，我不后悔，如果有来生，我还要做战地记者。我说，如果有来生，我愿意与你同行。你尽情拍摄，我为你配文。老鸭，你听得见吗，我的背靠背兄弟。
初稿写于老鸭头七
丙午七月十七日亥时
马未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