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液肿瘤在中国年发病例数约20万例，在恶性肿瘤中属于“小众”。但它的角色独特——第一个化疗药物、第一个单抗、第一个双特异性抗体（简称“双抗”）、第一个CAR-T均从这里起步。可以说，血液肿瘤的每一步突破，都预示了肿瘤治疗的下一个方向。
2026年7月，在“中国临床肿瘤学年度新进展学术研讨会（BOC）暨Best of CSCO 2026 China”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百姓健康频道（CHTV）/医学论坛网采访了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教授。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归国人员、中国血液肿瘤诊疗发展的见证者，他回溯了中国肿瘤治疗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历程，分享了对血液肿瘤诊疗未来的洞见和期待。
专家介绍
马军 教授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
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CSCO）监事会监事长
亚洲临床肿瘤学会副主席
中国临床肿瘤学会白血病专家委员会常务委员
国家卫生健康委能力建设与继续教育中心肿瘤学科专家组组长
白血病·淋巴瘤杂志总编辑
中国肿瘤治疗的“第一梯队”时刻马军教授指出，2025年中国肿瘤新药出海总金额约3500亿美元，2026年上半年已达2000亿美元（据医药魔方NextPharma数据库显示，2025年中国创新药交易总额为1356.55亿美元——编者注）。
学术影响力的攀升同样迅猛。马军教授表示，2026年ASCO年会，中国共入选超过1600多篇论文、98项口头报告、4篇科学大会报告，覆盖肺癌、乳腺癌、消化道肿瘤、肝癌、鼻咽癌、淋巴瘤等多个癌种。在基因治疗和细胞治疗领域，中国论文发表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列全球第二。
马军教授表示，中国已进入全球创新第一梯队。过去美国是第一梯队，英国和日本是第二梯队，中国在第二梯队和第三梯队之间，但近五年中国已与美国比肩。他同时指出，美国每年获批新药约12至16个，中国约6至8个，虽然差距仍然存在，但中国已在奋起。
此前多年，这场会议名为BOA/BOC，BOA即Best of ASCO& Best of CSCO。今年去掉了BOA，仅保留BOC，更名背后是中国肿瘤学界身份的一次悄然重塑——今年BOC大会不再以引进和解读ASCO为主，而是将中国自己的创新推上主舞台。
马军教授表示，中国在细胞治疗、双抗、多抗等领域已走在世界前列。他特别提到KRAS基因的突破——过去被认为是不可成药的靶点，今年ASCO年会上报告了针对该靶点的分子胶药物在胰腺癌中的进展，晚期胰腺癌患者生存期从3个月延长至12.8个月。
“这就是创新的力量”马军教授说。
血液淋巴系统肿瘤：站在抗肿瘤药物创新最前沿如果说创新药出海和学术论文数量代表了中国肿瘤治疗的“广度”，那么血液淋巴系统肿瘤则代表了其“深度”与“先锋性”。马军教授特别指出，肿瘤治疗史上的数次范式革命——化疗、靶向、免疫、细胞治疗——其原点无一例外均在血液淋巴瘤。正是这个“小众”领域，始终扮演着整个肿瘤学“探路者”的角色。
马军教授梳理了一组药物发现史：1941年，第一个化疗药物氮芥问世；1942年，第一个烷化剂用于治疗白血病和淋巴瘤；1988年，第一个单抗出现；2001年，第一个小分子靶向药上市；2004年，第一个双抗诞生；2012年，PD-1/PD-L1抑制剂和CAR-T几乎同时登场。
这些发现，全部始于血液淋巴瘤。
“没有血液淋巴瘤的发展，就没有现在肿瘤治疗的今天和明天。”马军教授表示，血液淋巴瘤始终在为整个肿瘤治疗探路，肿瘤治疗的几次范式转换——化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细胞治疗，无一例外先在血液领域走通，再向实体瘤延伸。
1979年，马军教授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留学人员出国，1984年回国。从第一代血液人跨越到今天的第五代、第六代，他既是学科代际传承的见证者，也是亲历者。“留学时到了欧美和日本，我就想我们什么时候能赶上他们。但近20年来，中国已经和它们一样。”
这种“追赶”最直接的体现，是治疗结局的跃升。大B细胞淋巴瘤在三甲医院的5年无病生存率达50%以上，接近欧美国家62%～70%的最高水平；CAR-T使晚期患者获得约37%的治愈率。骨髓瘤过去生存期仅3年，现在中国已达8年，美国达12年。而“追赶”和“领跑”的终极目标，最终要落脚到患者实实在在的治疗获益上。
血液淋巴瘤的下一阶段攻坚重点：提升治疗可及性“我国地广人多，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马军教授介绍，全国1.6万多家地市级和基层医院的数据显示，淋巴瘤患者的5年生存率仅为37%，远低于三甲医院。“同样一种疾病，不同医院的治愈率相差悬殊，根源在规范化诊疗的推广不足。”
推动指南落地基层，是提升规范化诊疗水平的必要手段。马军教授介绍，CSCO淋巴瘤诊疗指南已连续更新近15年，每年修订一次，循证强度与国际同步，但指南的落地仍需要系统性推动。“肿瘤治疗一定要规范，既不能过度，也不能减弱。”他表示，“让全国肿瘤医生按照指南、共识走，是当下最紧迫的工作。”
提升治疗可及性的另一个制约是医保准入。马军教授指出，细胞治疗、双抗、多抗等前沿手段尚未充分进入国家医保目录，治疗可及性受限。以CAR-T为例，中国已获批的CAR-T产品尚无进入基本医保，目前主要通过商业保险覆盖。中国符合CAR-T适应症的患者数量庞大，但实际接受治疗的患者累计仅数千人，绝大多数患者因费用问题无法获得这一前沿治疗。“我国在药物方面和先进国家相差不大，但医保方面差距很大。”马军教授说。
马军教授呼吁国家层面坚持以患者为中心、生命至上，让肿瘤患者特别是儿童和老年人得到免费医疗。只有提升规范化治疗和医保准入范围这两个问题，中国的肿瘤治疗才能真正与世界接轨。
结语当中国肿瘤创新药已跨入全球第一梯队，“领跑”的标准不应只有新药数量和论文排名。正如马军教授强调的“一切为了创新，一切为了患者”——创新只是工具，患者获益才是终点。中国血液肿瘤的下一个命题或许不在新靶点，而在基层诊疗水平、在医保目录、在每一位老年患者能否用上新药的真实处境里。当“领跑”的内涵从科研成就延伸到制度可及，这条追赶之路才算真正走完。
来源：医学论坛网
编辑：云苓
审核：梨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