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笑一笑，谁笑？”当这样的暗语在群里出现，徐世海知道又一场生死救援要开始了。“笑”代表喝亚硝酸钠，“烧烤”是烧炭，“蹦迪”是跳楼——这些看似平常的词汇，在“约死群”里都是自杀的代号。
2023年秋天，五个十三四岁的孩子相约跳楼。收到消息时，徐世海一边坐电梯上楼，一边给那个要轻生的孩子发送好友验证。他伪装成也想自杀的同龄人，套出了孩子们的位置信息：“你拍得不清楚，敷衍了事是不是？”
最终，五个孩子都被警方救下。而他们，已经烧掉了自己的书包和校服。
01 潜入黑暗徐世海开始卧底“约死群”，是在2020年儿子浩宇跳楼自杀之后。
17岁的浩宇在跳楼位置写下“我恨”，在遗书里落款“I'm Just a Joker”。自杀前那晚，他在QQ空间发了最后一张图：一个男孩举着笑脸，背后，眼泪流下来。
“为了搞清楚好好的孩子为什么突然这样”，徐世海点开了儿子手机里的QQ群。
在几百人的“吐槽群”里，孩子们的话题离不开原生家庭、学习压力。一句赶着一句的抱怨中，会分流出几十人的小群，氛围更加压抑。当有孩子说“走吧，咱都走”，真正的“约死群”就形成了。
02 群里的恶魔与孩子“约死群”里不只有未成年人。除了偶有潜水的志愿者，还有大量身份不明的怂恿者。
徐世海目睹他们发布详细的自杀教程：服药如何配比、跳楼至少从几楼跳、烧炭时要用宽胶带封住门缝。“他们把自杀称为‘解脱’，告诉孩子们‘重开’会有新的世界。”
怂恿者把孩子身亡当作庆祝的事，死去的孩子被他们称为“果子”。徐世海曾看到，一批孩子死后，怂恿者在另一个群说：“昨天又结了三四个果子。”
这些怂恿者账号被举报后，一分钟内就会换新号重新出现。
03 学会和孩子说话一开始，徐世海的方式很直接——有人在群里说“死”，他马上回复：“你真傻，有什么比我们一起快乐地玩耍更有意义？”
结果立即招来谩骂，被踢出群。
他意识到必须改变。这个中年父亲开始蹲在学校门口，听孩子们聊什么，学习网络热梗和流行语。他学会了顺着孩子说话：有人“恨老师”，他就说“那样的老师不是人”；有人抱怨，他就跟着爆粗口。
“我有什么值得你牵挂的？”一个休学的厦门女孩曾这样问徐世海。女孩父母双亡，屡次想自杀。徐世海坚持每天给她发“吃了吗”“睡了没”，分享花草、美景，自己做的饭。
两个月后，女孩重新出现，问：“真的不想回你的信息，你会不会生我气？”徐世海说：“你能回一句话，我就像过节一样高兴。”
后来女孩告诉他，有好几次实施自杀的前一刻，正好收到他发来的消息。“素不相识的叔叔还在关心我，那我再等等，再等等。”
04 最后一句话是呼救武汉科技大学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黄智生，2018年创立了“树洞行动救援队”。他说：“最后一句话其实是对世界的最后一次呼救。”
许多发布自杀信息的人，除了缓解痛苦的需要之外，还渴望被关注。
但现实情况是，“所有绝望的孩子背后，都可能有一个‘忽略孩子真实感受’的家庭”。黄智生接触过太多来自物质匮乏年代的家长，无法理解孩子在有吃有穿的情况下为什么会想死。
2018年底，救援队发现一名武汉女孩计划跳楼自杀。从就诊信息找到女孩母亲后，电话那头的声音激烈而防备：“到底是我了解我女儿，还是你们这些陌生人了解我女儿？”
即便志愿者再三警示，母亲依然不相信。2019年元旦，女孩站在窗户前拍了张俯视楼底的照片发给好友：“明早到我家参加我的追悼会。”志愿者拨通女孩母亲电话时，对方正在走亲戚。最后是网警及时处理，警方从窗边救下了女孩。
05 无力时刻志愿者在介入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阻碍”。
有时是报警和核实身份的漫长流程。志愿者李青发现网友IP在贵州，前往本地派出所报警。民警反问：“万一他只是开玩笑呢？”
如果要进一步查询具体位置，需联系平台；平台总部在上海，又需上海警方出面。而上海方面的规定是，必须由报警地或贵州警方出具正式函件。那次报案，李青等了4个小时也没等到结果。
在北京回龙观医院医生童永胜看来，社会资源不足是自杀干预最大的难题。他以心理援助热线为例，回龙观医院热线每年有约10万通电话打入，但接听率不到5%。
06 伤痕累累的劝生者“如果你的干预对象最后真的自杀了，你能接受吗？”童永胜总是这样问想做自杀干预的志愿者。因为长期从事这项工作的人，很可能会有严重的心理创伤。
接触大量孩子的负面情绪，让徐世海觉得自己也快疯了。五年来他时常感觉胸闷、背疼、出不来气。“难受的时候会强迫自己放下手机，去爬山、游泳，有时撕心裂肺地喊一场。”
郑伊军劝生12年，走在街上会感觉身边都是行尸走肉。他害怕看到带血的猪蹄，因为会想起轻生者割腕的照片；看到老板把鱼从高处扔下摔晕，就想起跳楼的人。
“劝生者也会成为被劝的那一个。”一群年轻志愿者找徐世海组建干预群，但后来气氛融洽的群开始漫出负能量，志愿者们因意见分歧争吵、互相指责。
其中一名大学生志愿者，原本说话很礼貌，但做干预不到两个月，情绪变得急躁。后来他对徐世海说，撑不住了要休学，“看谁都不顺眼，心情特别坏”。
07 每个人都能做的一分钟郑伊军回望自己的经历时，感觉到自杀干预并不是志愿者一个人所能承担的。
16岁时，他因长期遭受父母暴力而患上重度抑郁，在贴吧发布遗言帖。很快，一位浙江女孩私信问他“你为什么想自杀”，评论区涌来“加油活下去”的回复……他被拉进一个五六十人的群组，每天都有人和他聊到凌晨两点。
他的父母带他看心理医生，听了医生的话停止暴力教育。高中数学老师在他的作业本上用红笔写了满满一页加油鼓励的话。那张作业纸，郑伊军保存了很久。
如今，他正学着父母、老师、网友当年的行为，一遍遍告诉那些孩子：“你很重要”，“加油活下去”。
2024年，徐世海退出了所有“吐槽群”“约死群”。2025年，他查出冠心病变得更严重了，“再耗会出事”。他不再伪装成小学生，只劝主动找来的、有求生欲望的孩子。
但这个父亲五年的卧底，留下了一个永恒的启示：也许每个人都能给身边的孩子“一分钟”的关注时间，这才是真正对抗黑暗的方式。
（文中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