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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苏联二十八年,周恩来亲自向赫鲁晓夫要人,回国就授少将军衔

提起开国将军,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多半是穿草鞋、走长征,或者扛着步枪在华北平原打鬼子的老前辈。但今天要讲的这位,偏偏是个

提起开国将军,不少人脑子里浮现的,多半是穿草鞋、走长征,或者扛着步枪在华北平原打鬼子的老前辈。但今天要讲的这位,偏偏是个例外。他十六岁就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后来跑到苏联一待就是二十八年,在异国他乡跟德国法西斯打空战,拿了一堆勋章,回国时都快五十岁了,结果照样被授予少将军衔。

他就是唐铎——一个你可能从没听说过的名字,可他的故事,比大多数战争大片还精彩。

唐铎是湖南益阳人,1904年出生在岳家桥镇石牛坝村一个普普通通的农家,家里兄弟姐妹八个,他排第七。他父亲唐炳星,早年中过武进士,后来看不惯官场上那些乌七八糟的事,干脆辞官回家种田,顺便在村里办了个小学堂,教几个孩子识字读书。唐铎四岁就跟着父亲念书,底子打得不错。他小小年纪就离开家,到长沙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念书,后来因为成绩优异,被选进了蔡和森等人组织的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班。

1920年5月,十六岁的唐铎跟赵世炎、傅钟等人一起登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到了蒙达尔纪以后,他跟蔡和森、向警予、蔡畅、李富春、李立三他们混在一起,搞活动、办刊物、宣传新思想。法国当局哪受得了这个?很快,唐铎就上了法国警察的黑名单,被抓进监狱关了好几天。放出来后没多久,他和其他一百零四名进步学生一起被法国政府遣返回国。

回国后的唐铎没有消沉。他听说孙中山在广东创办了军事飞机学校,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飞行学校,立马去投奔了同乡谭延闿。谭延闿想让他进湘军当官,但唐铎一门心思要学飞行,谭延闿只好把他介绍给大元帅府航空局局长杨仙逸。杨仙逸告诉他,眼下航空局只有一个飞机制造厂,没有正式的飞行学校,问他愿不愿意先从学徒干起。唐铎二话不说就答应了:“我志在飞行,从当学徒开始也干。”1924年,广东军事飞机学校终于开班招生,唐铎成为第一期十名学员之一,驾机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东征战役。

第二年,因为成绩拔尖,唐铎和另外几名学员被选派去苏联深造。他心想,去莫斯科学个一两年,学成后回来参加北伐,正好赶上用武之地。可他万万没想到,这一走就是漫长的二十八年。

初到莫斯科,唐铎先后在苏联空军多所军事院校学习飞行和通讯技术。1926年2月,经刘云、宗孚、陈定远三人介绍,他在莫斯科东方大学旅欧支部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时党支部书记是刘伯坚,党小组长是刘云。这个时间点很重要——比彭德怀、刘伯承、贺龙、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六位元帅入党都早。1927年,国内形势骤变,唐铎拒绝回国为南京方面服务,索性留在了苏联继续学习。此后他几乎把苏联所有顶尖的航空院校读了个遍:从飞行学校到空中战斗学校,从空中侦察学校到通讯学校,最后还考进了莫斯科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这在当时是苏联最牛的航空工程学府。他也就此成为那个年代赴苏留学人员中就读院校最多的中国人。

毕业后,唐铎被分配到苏联空军第六旅第十八航空大队当飞行员,军衔中尉。他的飞行技术越来越精,尤其是无线电通讯方面,那是出了名的过硬。

1933年11月7日,第十六届十月革命节。这一天对唐铎来说注定难忘。上级通知他,部队将派出一批飞机飞越莫斯科红场上空接受检阅,由他担任长机驾驶员,飞在编队最前面。这天清晨,唐铎驾驶一架P-5型飞机,领着后面整整九十九架战机轰鸣着划过红场上空。从机舱往下望,广场上红旗招展,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在阳光下发亮,莫斯科河像一条银色的带子蜿蜒流过。一个中国青年,驾驶着苏联最精锐的战鹰,飞越了世界上最有名的广场之一,接受苏联最高领导人的检阅。阅兵结束后,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设宴招待受阅代表,特意举杯向飞行员们致意,祝贺飞行圆满成功。那是唐铎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印象非常深刻。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唐铎当时还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读书,听到消息后和同学们联名写信给斯大林,请求上前线打法西斯,但没被批准。毕业后他被安排到利比茨克空军高级军官学校当教官,军衔少校。他多次打报告申请参战,都石沉大海。直到1944年,机会终于来了——他获准上前线,担任苏军某空中射击团副团长。正式踏入苏德战场。

第一个作战任务就是攻击德军的野战机场。唐铎作为中队长,带着四架强击机超低空飞行,趁德军不备突然俯冲投弹。霎时间烈火和浓烟腾空而起,机场上的数十架敌机被炸成了一堆废铁。这一仗打得干净漂亮,唐铎中队的名字开始在苏军航空兵中传开。

1944年7月的解放明斯克战役,场面更大。唐铎率领强击机团二十四架伊尔-10战机超低空出航,为地面部队提供火力支援。他见德军坦克正朝苏军前沿阵地猛冲,立刻下令机队化整为零、轮番俯冲攻击。伊尔-10是一款被称为“飞行坦克”的重型强击机,装甲厚、火力猛,俯冲时能对地面装甲目标造成毁灭性打击。唐铎本人驾驶的那架在德军坦克群头顶来回扫荡,投弹、打火箭弹,打空了子弹和炸弹就贴地低飞,用螺旋桨削碎四散逃跑的德军。这场战斗下来,他所在的团击落德军歼击机八架、击毁坦克数十辆,仅唐铎一人就干掉十多辆坦克。这个战绩实在惊人——用强击机打坦克本来就不是容易的事,需要极低的飞行高度和精准的投弹时机,稍有不慎就会被地面炮火击中。唐铎凭借过硬的技术和胆识,在德军密集的防空火力网中来回穿插,打出了一份让苏军将领都刮目相看的成绩单。他所在的团因此被授予“苏联近卫军”称号,唐铎本人也荣获一枚列宁勋章——那可是苏联最高级别的勋章,他也是唯一获得此勋章的中国人。

1945年东普鲁士战役期间,唐铎创下了一天六次升空作战的纪录。六次起飞,六次返航,中间几乎连喘气的工夫都没有。事后他回忆说:“那些日子,飞机几乎都是带血作战的。每次起飞关上机舱盖时,谁也不知道还能不能飞回来。可是一飞上蓝天,我就只有一个心愿,揪住敌人的飞机,拼命也要干掉它。”整个卫国战争期间,他驾机与德军鏖战超过一百次,先后获得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以及攻克柯尼斯堡奖章等共计四枚勋章、三枚奖章。

勋章挂满胸口的唐铎,心里一直惦记着一件事——回国。在苏联待得越久,思乡的情绪就越浓。他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么一句话:“记得一部苏联小说中有这样一句话:就是祖国的炊烟,我们也感到香甜。”离开祖国已经太久太久了,家乡的炊烟、田埂上的泥土味、父亲教书的老屋,这些东西在他的记忆里越来越清晰。

回国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办起来难。苏联方面一直以各种理由拖延,不放人。唐铎不是没有提过。1939年初,他曾在莫斯科见到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当面提出过回国的请求,但没有结果。1948年中共代表团访苏,他又设法找到代表团成员刘亚楼(后来当了新中国第一任空军司令),当面恳求帮忙,苏方嘴上答应得挺好,等代表团一回国立刻又把事情搁下了。1949年8月,刘亚楼率团赴莫斯科商谈援建人民空军事宜,专门向苏联国防部提出要求会见唐铎。苏联方面费了好几天工夫才在彼尔姆空军技术学校找到了他。见面时刘亚楼再次提出让他回国,苏方仍然只是口头答应,事后照旧拖着不办。1950年,刘少奇率团赴莫斯科参加苏共十九大,又亲自向苏联高层交涉唐铎回国事宜,苏方当面表示同意,结果代表团一走,事情又没了下文。

几次三番下来,中方算是看明白了:苏联人嘴上说好好好,心里压根没打算放人。唐铎的技术太优秀了,既会飞又会教,还在战场上立过大功,苏联空军舍不得放他走。

转机出现在1953年3月。斯大林因病去世,周恩来总理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葬礼。就是在这次葬礼上,当着众多外国代表的面对赫鲁晓夫严肃提出:让唐铎回国。在那种庄重的外交场合,对方没法再找借口推托,只好同意放人。

1953年4月,唐铎告别生活了整整二十八年的苏联,携妻子唐瓦柳和两个年幼的儿子踏上了回国的路程。他的妻子是一位乌克兰姑娘,婚后随他姓唐,孩子们也都在苏联出生长大。一家四口从此离开了熟悉的莫斯科,奔向一个孩子们从未见过的国度。抵达后他受到了朱德总司令的接见,紧接着周恩来总理在接见他的时候,热情地拉住他的手说了这样一句话:“我们多次向苏联政府交涉,才把你要回来。希望你能把在苏联学到的航空知识和技术很好地传授给我们的年轻人,为建设人民空军作出贡献。”这一年唐铎四十九岁,离乡二十八载,终于回来了。

回国之后去哪儿?他本来可以去空军部队直接带兵,凭他在苏德战场上那一百多次空战的经历,哪个飞行师团都抢着要他。但周恩来安排他去的地方,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不是作战部队,而是哈尔滨,去参与筹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也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哈军工”。

哈军工是在陈赓大将的主持下创建的,目标是办成中国最高水平的军事工程技术院校。唐铎被任命为空军工程系主任兼党委书记,承担起为新中国培养空军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的重任。这个安排非常巧妙。唐铎不光是顶尖的飞行员,还在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拿过机械工程师的职称,理论和实践都是一流的。让他去哈军工,不是让他再去打仗,而是让他把一身本事传下去,让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学会造飞机、懂飞机、维修飞机,把新中国航空事业的根基扎扎实实地立起来。

在哈军工,唐铎几乎是从零开始搭台子。他创建了飞机发动机、航空军械设计、航空仪表、航空无线电、机场建筑、航空气象六个专业,主持建成了中国第一个能进行飞机设计定量分析测试的实验室,填补了国内在低亚声速风洞、超声速风洞、飞机起落架强度疲劳冲击等领域的一个个空白。他的工作方式很有苏联军校的作风,讲究纪律、讲究细节,对学员们的要求近乎严苛。每到星期天,他就守在学员们必经的楼道口,要求外出学员自己检查军容风纪,不合格的回去重新整理好了才能出门。有个61级学员后来回忆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系里集合,他们班迟到了不到一分钟,唐铎把全班罚站。班长嘀咕了一句“不就一分钟吗”,唐铎听到了,当场批评道:“一分钟?你知道一分钟战场上有多大变化吗?你知道一分钟飞机能飞多远吗?”那位学员说,就这一句话,从那以后几十年他再也没有迟到过。

这种严苛不是不讲人情。他是真的从战场上下来的,他知道天空中一分钟的差距意味着什么——可能是生与死的距离,可能是一架战机被击落还是一枚炸弹命中目标的差距。他把自己在苏德战场上用命换来的经验,变成了课堂上一点一滴的规矩,传给那批穿军装的年轻人。

1955年全军授衔,唐铎被授予空军少将军衔。要知道,他既没参加过抗日战争,也没在国内战场上立过战功,连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这三枚勋章一块儿都没有。很多人可能会疑惑,凭什么给他授少将?理由其实很简单:他在异国他乡打了四年反法西斯空战,亲手击毁过十几辆德军坦克,拿过列宁勋章,飞越过红场,一天六次升空作战毫发无损。这些战绩放在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里都够得上将军的标准。更何况他在哈军工开创了整整一个系的航空专业体系,带出了一批批空军技术骨干,这份贡献同样不可估量。

1959年,唐铎主持下的空军工程系已经扩展成十五个专业、二十七个教研室,成为哈军工第一大系。他还受命负责导弹和原子弹防护专业的创建工作,为后来哈军工导弹工程系的成立打下了基础。1964年,他从哈军工转业,到辽宁大学担任副校长,从军事教育转入了地方高等教育。

从将军到校长,唐铎的人生轨迹转了很大一个弯。在辽宁大学,他分管教学科研工作,把在哈军工积累的管理经验带到了地方大学。他依然保持着军人作风——严格、认真、一丝不苟,但对待师生又格外耐心。据他的家人回忆,他中午休息时专门叮嘱妻子唐瓦柳,如果有师生来找他反映问题,一定要把他叫醒。他在辽大工作期间正值一个特殊时期,很多人找他反映情况、递交材料,他都一一认真记录,尽力帮助解决。

他的个人生活也很有故事。妻子唐瓦柳是苏联人,跟着他漂洋过海来到中国,从零开始学中文、适应中国生活。两个儿子也是在苏联出生,到了中国以后从头学习汉语、适应新环境。一家人虽然背景特殊,但融入得很快。唐铎教育孩子的方式非常硬核——冬天带着儿子在雪地里跑步,跑完用雪擦身体,最后拿冷水淋浴。这位老飞行员的身上,从头到脚都透着一股子百折不挠的硬气。

1978年,七十四岁的唐铎第一次回到湖南益阳老家。他十六岁离开家乡,中间隔了整整五十八年。乡音未改,他还能讲一口地道的当地方言。乡亲们把他团团围住,问这问那。有人跟他说:“你母亲还在世的时候,只要看见天上有飞机飞过,都说‘那是我屋里伢子开滴咧’。”唐铎听完当场就落了泪。后来有乡亲告诉他,村里想架电线杆但缺资金,他立马答应帮忙向上级反映情况。第二年,村里就通电了。

1982年,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回老家探亲,住在侄孙媳妇家里。侄孙媳妇向可香第一次见到唐瓦柳,对方一见面就给了她一个大大的拥抱,让她既惊讶又感动。向可香后来跟记者回忆说,那天来看唐铎的人特别多,他都一一接待,还跟乡亲们聊起小时候的事,背诵起当年写他们家的一首无名帖子:“如今世界大不同,老屋湾里唐炳星,妻子刘氏剃光头,女儿惠妹赤脚行……”念完哈哈大笑。他已经快八十岁了,还是那个湖南汉子的爽朗性子。

1983年11月20日,唐铎在沈阳参加一场会议时突发脑溢血,不幸去世,终年七十九岁。消息传到益阳老家,乡亲们自发在村里设了灵堂,摆满挽幛和花圈。葬礼上悬挂着一副挽幛,上面写着两行字:“碧空万里颂忠魂,青史永垂飞将军。”

唐铎这一辈子有些地方特别有意思。你看那些开国将军,大多数人的勋章都是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解放勋章这三枚,代表着他们在国内各个历史阶段的战斗经历。唐铎一枚都没拿过。但他身上挂着的,是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红星勋章、苏联卫国战争勋章——四个勋章加三枚奖章,全是在苏联反法西斯战场上用命换来的。他是新中国一千多名开国将军中唯一一个驾驶战机在苏联、德国、波兰上空与纳粹德国空军血战过的人,也是唯一一个带领百架战机飞越莫斯科红场接受检阅的中国人。2015年,习近平主席在《俄罗斯报》发表署名文章,特别提到了唐铎的名字,说他是苏联卫国战争中屡建战功的中国飞行员。

还有一个细节挺耐人寻味的。唐铎在苏联整整待了二十八年,从1925年去到1953年回来,刚好覆盖了中国革命最艰苦卓绝的整个阶段。他在苏联的每一天,内心恐怕都交织着两种情感:一方面他确实爱上了飞行,爱上了在蓝天中翱翔的感觉;另一方面,家乡的炊烟、父亲的背影、母亲在村口张望的眼神,无时无刻不在拽着他的心。这种复杂的情感,大概只有真正离开过故土很久的人才能体会。

唐铎不算最出名的那批开国将军。翻翻军史,大家记住的多半是那些指挥千军万马、打过无数硬仗恶仗的猛将。唐铎的战绩不在中国战场上,而在苏德战场;他真正的功勋不是指挥多少场战役,而是培养了多少航空人才、填补了多少技术空白。这种默默耕耘的贡献不容易上头条,但对一个国家空军建设的长远影响,有时候比一场战役的胜负更深远。

从哈军工成立至今,空军工程系培养出来的人才散落在全国各地,成为新中国航空工业的中坚力量。这些人再去带学生、建实验室、搞科研,一代一代往下传。追根溯源,源头之一就是那个在哈尔滨的湖南人,那个在苏联飞了二十八年、被周恩来总理从葬礼上硬要回来的老飞行员。

1983年唐铎去世后,他的骨灰被安葬在沈阳。他生前最后的职务是辽宁省政协副主席。他的妻子唐瓦柳一直留在沈阳,把孩子们抚养成人。当年那个在红场上空驾机呼啸而过的中国青年,最终长眠在了东北的黑土地上。

有时候想想,一个人的命运跟一个时代的关系真的很奇妙。唐铎十六岁出国的时候,中国还积贫积弱,连一架像样的飞机都造不出来。他在苏联用了二十八年,把飞行技术从里到外吃了个透,然后带着满胸口的勋章和一肚子本事回到了新中国。回来的时候,新中国百废待兴,空军建设刚刚起步,最缺的就是他这种既有实战经验又懂理论还懂教学的人。

他没有成为家喻户晓的传奇人物,但他成了那座被无数后来者踩过的坚实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