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2月14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某住宅小区居民谢洪一大早就发现自家走廊、厕所的顶面湿了，还往下滴水，就上到五楼查看情况，敲了几下门，刘军家无人应声，于是赶紧去找住在附近的刘军家人。

刘军的姐来了，一插钥匙，房门没锁，她和楼下邻居一起进了屋，嚯，脚底下全是水，门厅的盥洗池和厕所里水龙头“哗哗”地流着水，邻居赶紧过去关住。往里走，进到刘军卧室，就见大床上的被子乱蓬蓬的，床边斜露着两只脚，撩开被子，两人顿时大惊失色：刘军歪斜着脖子，大睁着一双恐惧的眼睛，身上的浅色毛衣已被血迹浸透，人早已没了气息！

闻警而至的派出所民警、刑警队刑警首先封锁了现场，然后是拍照、搜寻提取可疑痕迹，走访四邻，有条不紊地展开现场勘查工作。

死者刘军是一家娱乐中心老板，在当地小有名气，经济上比较宽裕，31岁仍未婚娶，独自居住着一套两室一厅，睡的是一张挺大的双人床。几间屋都进了水，地面是湿的，卧室地上散落着两支未点的香烟，也已被水湿透了。从各屋物品的摆放情况看，似无翻动迹象。

刑警们的一个突出感觉是，作案人目标明确，且又放水消痕，说明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刘军住的是楼房的顶层，门窗均无破损痕迹。

法医查验尸体，共有49处锐器创伤，其中11处扎中了致命处，脖颈、胸腹部，血窟窿一个挨着一个，几乎成了筛子，可以想见当时的连续刺杀该是何等的疯狂。

这些迹象说明，凶手是正常入室，应是与受害人相识、熟悉，同时也应是有仇的人。

邻居们提供的情况是，13日晚约12点钟左右听到了敲门声，间隔不大一会儿，又听到关门声和一连串下楼梯的脚步声。由此进一步印证了，受害人与来访者相识，并无防范之心，而且也可判断出来访者应在一人以上；尸检表明，死亡时间与13日夜间有人来访的时间基本吻合。

现场勘查的收获应该说是不小的，至少可以确定出大致的侦查方向。办案人员开始围绕着刘军的交往关系摸排嫌疑人。

就在这天上午，时任清真派出所教导员的耿树瑛也匆匆赶到凶杀现场。发案地点既不在清真派出所的辖区，耿树瑛又不是刑警，他完全可以在所里坚守岗位，或待在家中休息。但是，曾经当过13年刑警的耿树瑛还是改不了多年养成的习惯，一听到哪里有案子，特别是有了大案、疑案，他就技痒难耐，就想参与进去。所以，他去现场，纯粹是职业性冲动使然。

在现场，耿树瑛跟他非常熟悉的那些老搭档、老同行们了解了勘查的进展情况。当时，他的脑子里就琢磨开了。因为，他认识死者，也熟悉死者经常交往的一些人。他觉得，这案子涉及的范围应该跑不出刘军周围的那几个人。于是，他离开了现场，开始去一一走访那几位与刘军交往甚密的人员。

耿树瑛以“顺道串个门”的说法走了两三家，没发现什么异常。接着，他就来到了段冬林家。段冬林与刘军同岁，大专文化，也是位比较有钱的个体老板。对于耿树瑛的来访，段冬林先是一怔，“噢……是耿、耿哥来了。”

耿树瑛像在前几家那样，口气生硬地应道：“啊，来了。”

他就是想看看对方会有什么反应。

“有事吧？”

“没事就不许来看看了？”

“啊啊，当然，可以，可以……”

几句简短的对话后，段冬林就没言语了。

耿树瑛感到，与前几位走访对象相比，段冬林的反应明显地不一样：人家的言谈话语都非常随意，递烟端茶，张罗着留他吃饭；而段冬林则好像心中有事，对他的到来显得很不自在。再者，按当地的习俗，都是在大年初一才穿新衣服的，可这一天阴历才是腊月二十九，这段冬林就里外一新，笔挺的高级毛料西服，胸前的一条紫红色绣花领带分外艳丽，脚下的皮鞋闪闪发亮，穿着打扮得如此齐整！

在耿树瑛的感觉中，这位老弟似乎是在等待着某种命运的到来。

耿树瑛很快便告辞离开了段家。他向专案组提供了这次走访的情况，并认为段冬林的作案嫌疑最大。因为，还有其他的调查表明，发案前的日子里，有人看见一个穿黄皮夹克的男人在刘军家楼下转悠，像是段冬林；还有更多的信息证实，受害人刘军与段冬林之妻江薇薇常有来往，关系暧昧，这件事足以成为段冬林作案的动机。

根据这些情况，专案组传讯了嫌疑人段冬林。因无证据，段冬林在接受了17个小时的讯问后，重获自由。

此后不久，段冬林举家离开通辽，迁往湖南岳阳，同去的还有他的小舅子江辉一家。

对于段家的如此举动，只要智力正常的人都能从中咂摸出些什么来，但又能怎样呢？由于找不到新的线索，刘军被杀案的侦破工作长时间难有进展，处于搁浅状态。

2001年5月，上级部门任命耿树瑛为刑警大队大队长。重返刑警岗位，耿树瑛感到如鱼得水，在进人了新的工作角色之后，他自然是忘不掉那桩曾在通辽轰动一时而且被公安厅列为挂牌督办的凶杀积案。

他又组织侦查员重新梳理案情，把突破点选在了江辉身上。在外人看来，江辉与段冬林亲密得如一个人，要不怎么会一块举家南迁。假若这案子是段冬林干的，他的身边肯定离不开这个小舅子。

进入2001年11月份，耿树瑛派队上的一位老侦查员张大奇带人前去岳阳抓江辉。当时，耿树瑛手中并没有掌握更多的线索，但是有人反映，江辉曾多次往南方带小姐，这就成了审查他的一个切入口。

同时，耿树瑛亲自到北京的中国人民公安大学，邀请心理测试专家武伯欣教授前来帮助破案。

开局的第一步走得很顺。那边，在岳阳警方的协助下，张大奇等侦查员将正在酒店晚宴聚会的江辉抓获。

这边，武教授欣然接受邀请，又正好赶上周末没课，便带上一名研究生，与耿树瑛一同上了火车。

到达通辽那天是12月1日。武教授稍作休息，便开始看案卷，听案侦人员介绍情况，然后提出要去现场看看，而且一定要等天黑后去。

看完发案环境回来，武教授对这起案件已经有了一个大体的概念，回到宾馆便开始编制测试题。他认为，这起案子相当够档次，整个过程简短、周密，有很好的计划性，没有计划就不会有这样周密的外显行为。

根据所掌握的客观情况，武教授共编写了58道测试题，从这些提问可以看出武教授对此案所做出的犯罪心理动态描绘分析：首先是扫描作案动机、作案人数、预备作案时间等几组常用试题，接下来是有针对性的情景题组，从叫开门进屋开始，然后是所带作案工具、当时有什么声响、作案人有什么动作、杀人后有无打扫现场等，最后是逃离的去向等，一气呵成的动态行为勾勒出了那一晚的整个凶杀过程；同时，每组题里都列有一定数量的陪衬题，与目标题进行参照比对。

第二天上午，在一家宾馆的客房对江辉进行了测试。

“案犯杀人，是为了女人的事吗？”

“案犯杀害刘军，是临时想起的吗？”

“案犯那天晚上，是戴着手套吗？”

“案犯进屋以后，心里是很害怕吗？”

“案犯整死刘军时，屋里是亮着灯吗？”……

这些问题，有的是抽象的认知，有的是具体的行为，有的是当时的主导情绪，但看来都产生了效果。三遍测试下来，江辉已是大汗淋漓。

武教授问道：“江辉，现在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江辉瘫软在椅子上，低着头无力地说：“没有。”

“别以为我们不掌握你的事，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要不要争取主动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先下去自己好好想想吧！”

看到这情形，一直坐在武教授身边的耿树瑛心里便有底了，他虽然看不明白测试中的图谱变化，但嫌疑人外显的情绪状态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

等江辉被带出房间，耿树瑛问怎么样，武教授说这人肯定参与了作案，他根据图谱评判一条条地介绍了测试所获得的线索：参与作案包括知情的有五个人，当时江辉与另外二人坐火车一同走的，这两人是凶手，江是叫门人；江身上没带刀；案发前什么都准备好了，买好了车票，用手机联系；杀人时有堵嘴动作，用被子盖了一下尸体；逃跑时楼下有人照应；动机应是工作和钱的问题；从被测人心态看，反正不是我杀死的……认定他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耿树瑛很是惊讶，武教授谈的这些要点，有的和他自己对案件的推想十分接近，还有一些是自己没有想到的内容。

大家在一块儿讨论完案情，当天下午武教授就离开了通辽。

有了这样的测试结果，耿树瑛对拿下此案的信心大增。然而，就在耿树瑛和局领导商量如何动手之时，却出现了意外：12月6日早上，江辉竟趁着两名看守他的民警洗脸、吃饭之机，从二楼窗口跳下去，三转两转的，人就没影了。

刚到手的破案机会转眼间就丢掉了，两名看守人员自然是免不了遭到一通恶骂。然而，骂过了，气消了，案子仍原封不动地摆在那里，身为刑警又怎能绕道而去？所以，耿树瑛很快便冷静下来，安排侦查员继续开展工作。

经过一段时间调查，江辉带小姐去南方的事到底也没能查实，却发现江辉在1999年曾冒用他人身份证买手机卡，几个月间用掉两千多元，一直不去交费，根据有关规定这一行为已经涉嫌诈骗犯罪。摸到这个情况，耿树瑛不禁喜上眉梢，这样就可以进一步采取侦查措施了。

很快，江辉的名字便出现在全国公安追逃网上。

2003年10月15日，江辉在沈阳谈生意住饭店，前台服务员登记身份证时，从公安局提供的信息上比对出他是一名追逃对象，即刻通知警方。江辉再次落网，并从沈阳押至通辽。

11月26日晚，经过几天审讯的江辉再也无力狡辩了，知道这回是躲不过去了，便提出要求见自己姐姐一面，然后全都交代。审讯人员满足了他的要求。当夜，江辉讲出凶杀真相。

自江辉被捕之后，他的姐夫段冬林闻讯后自岳阳回到通辽，一直在以为江辉聘请律师等借口，跟耿树瑛打探情况。在江辉那边交代出此案的支使人是段冬林时，接到消息的耿树瑛看看手表，还不到7点钟，马上给段冬林去电话，说是关于他小舅子的事，叫他到办公室来一趟。

正在饭店吃饭的段冬林放下碗筷急匆匆地来了，一进办公室就被两名刑警控制住，耿树瑛随即告诉他：“段冬林，今天你回不去了。”

“啥事呀？”

“杀人。”

段冬林当时就沁出一脑门的汗。

耿树瑛给他点上烟后，将人带到审讯室马上开审。

第二天凌晨5点，通辽的另一名涉案嫌疑人、刚新婚十多天的钟绍祖在家中被擒。

几天后，在湖南岳阳警方协助下，岳阳籍涉案嫌疑人霍志平被抓获；几个月后，另一名岳阳籍同伙景凯被捕。至此，涉案的五名嫌疑人全部落网，案情也随着讯问的进展而真相大白。

此案的主谋正是段冬林。根据他们几人的交代，此案的起因要追溯到1997年，那时段冬林听说刘军与自己妻子有不正当性关系，回去便问有无此事，他妻子的态度非常坚决，根本不承认。后来传闻听得多了，也问过多次，但他妻子都是一概否认。因无凭据，段冬林也只好作罢。

一次偶然的机会，段冬林竟认识了刘军，两人在做生意上还越谈越近乎。

1998年，他们合伙开了一家矿泉水厂，招了一批员工。办厂之初，段冬林就想到刘军这个人比较花心，同他约定，不要在水厂女员工身上动心思。然而，没多久刘军就眉飞色舞地告诉段冬林，他把某某女员工给泡了，意思是发生了关系。段冬林一听特别生气，早就有话在先，还要干这事儿！和员工有这种关系对公司的管理很不利，当时他就和刘军吵起来了。

别看刘军身材瘦小，他可没把段冬林放在眼里，“泡了又能怎的？连你媳妇我都泡了，你能怎的我？不行就散伙，分开！”

段冬林是个比较内向的人，当时没有发作，只是冷静地说：“分就分嘛！”

吵完了，他们就开始清理账目，准备把公司分开。那天晚上回家，段冬林再次追问妻子和刘军到底有没有那种事。妻子依然坚称自己清白做人，问心无愧。

但刘军说出的那句话就像一根钢针，死死地钉在了段冬林的心头，搅得他坐卧不宁。他决心实施报复。

不久，段冬林向公安机关举报了刘军有走私汽车的行为。但这档事最终没能查实。而且，刘军认定是段冬林在跟他作对。在一次两人见面之时，当着在场的几个朋友，刘军不客气地问段冬林：“你到底想怎的？”

“啥事儿？”

“我的事是你举报的吗？”

“我没举报你！”

“别装了，人家都告诉我了！”

刘军指着段冬林的鼻子，揶揄地说，“是男人，我就敢说我泡过你老婆；你是男人，你敢承认你举报我吗？……这事儿肯定是你干的。我泡你老婆的事就算扯平了！你以后想怎的咱俩就整……告诉你，白道、黑道你都不行！”

又一次透心彻骨的羞辱。

段冬林差点儿没气晕，但他当时依然是没有多说什么，转身走了，憋着一肚子火回到家中。等妻子晚上下班回来，段冬林见面便问她与刘军之间究竟是怎么回事，把刘军说的那番话也讲了一遍。妻子还是很干脆地说与刘军没有任何关系。

“好、好，我叫你没有任何关系！”段冬林气呼呼地冲进厨房抄起两把菜刀，拽着妻子的胳膊就往门外走，“刘军他都敢这么说，当着朋友的面这么说，你为什么就不承认？今天我们就当面去问好啦，要有这回事，我当面就劈了他……”

听了这话，段妻一下子就紧抱住丈夫，眼泪也“哗哗”地下来了，哀求他千万不要去，随后便讲出刘军第一次是如何强迫与她发生关系的，以后又如何一再地要挟她、纠缠她，自己与他在一块儿实在是出于无奈……

段冬林听罢妻子的哭诉两眼发直，手一软，“咣当”一声，菜刀掉到了地上……

1999年1月的一天，经过一番思索的段冬林给小舅子江辉打电话，说有要事面谈。见面后，段冬林直截了当地说：“我想整个人。”停顿了一下又说，“但我没有能杀他的人。你能不能给找找，花多少钱都行。”

“姐夫，整谁呀？”江辉说。

“刘军。”

“刘军？行，我回去问问看。”

几天后，江辉给段冬林带来了消息：“我找到人了，大概得需要10万块钱。”

“钱不是问题。我就希望整得越快越好。”段冬林说。接着，他给江辉讲了刘军的住址，所驾车的颜色、牌号及活动规律等，并叮嘱道：“一定要办得有把握些，最好别让人发觉是我让干的。”

“那我该咋办？”

“别问我。你去找谁干，怎么干，我不管，我不需要知道过程，只要个结果，需要用钱你就过来取。”

“明白了，姐夫。”

江辉找的杀手就是岳阳人霍志平和景凯。

几个月前，他俩听说北方生意好做，便带了资金先后来到通辽下面的镇子上谋求发展，几万块钱用在了经营一种可以赌钱的“啤酒机”上，从一开张就赔钱，不断地换地方，还是赔，结果是赔得连回家的路费都已难凑。江辉和他们在一块做同样的生意，了解他们的窘境，觉得他们是最合适人选。果然，江辉把整死刘军的事儿一说，霍、景两人没多想就答应了，要价10万元。他俩想靠这宗“买卖”把亏掉的本钱给翻回来，回到岳阳方好对家人有个交代。

确定了人选，江辉便向姐夫支取了两万元，说是要到四川去买枪。大约一个星期后，景凯买回了一把土造的左轮枪和两粒子弹。

这期间，江辉与姐夫、岳阳人之间手机联系频繁，经常与江辉形影相随的小兄弟钟绍祖听多了，对辉哥要办的事儿自然是心知肚明；江辉对自己的这位小兄弟并不避讳，索性把他也算上一个，拉着他一块儿到市内民族商场买了两把蒙古尖刀备用。

1999年2月11日，江辉和霍志平、景凯、钟绍祖等从下面的镇子回到通辽市内，住进了一家宾馆，预购了14日凌晨1点多开往岳阳的火车票。动手的日子定在了13日。

那天中午，这几人退掉宾馆住房，把行李都搬到江辉家里。天一黑下来，江辉到段冬林那儿又取走两万元，说夜里就动手，然后和景凯他们一块儿去岳阳躲些日子。

段冬林说：“办完事打个电话，我等着。”

那晚11点左右，段冬林等来了江辉的电话，但是听到的消息让他很失望。

江辉说：“他坐车回家了，没机会下手，要不今晚别整了……”

原来，刘军每晚离开娱乐中心回家，都是把车开到所住小区附近一家宾馆的地下停车场，然后步行回家。江辉和霍志平、景凯就守在刘军回家的必经之路上，准备由霍志平、景凯拦截枪杀，钟绍祖则在江辉家待命。偏偏那一晚，刘军停好车走出地下停车场，那边过来一辆出租车问他坐不坐，他就打车回家了。江辉三人急速尾随，到刘军家附近后，便给段冬林通了电话。段冬林低声地说：“不行，就得今晚干！”

江辉说：“如果去他家杀他，那得你跟着去把门叫开才行！你不去，我们没法做……”

看看媳妇、孩子，都已在安睡之中，段冬林没多想，说：“行，等着我。”

本来段冬林只想用钱了断此事，自己绝不出手，但心中的仇火烧得他一分钟也不能忍耐了，他什么都不顾及了。

段冬林穿好外衣，出门下楼打了一辆车，直奔刘军所住的小区。在那里，他见到了江辉和准备随他人室杀人的霍志平、景凯。他和霍志平此前并不认识，与景凯也只是见过面。江辉把他们互相介绍了一下，接着便商量怎么干。

段冬林说，在楼里打枪太响，恐怕暴露。于是决定用刀。由段冬林领着霍、景二人前往刘军家，江辉守在小区外面。

这时，接到江辉电话的钟绍祖也赶来与段冬林会合了。叫钟绍祖过来，江辉是恐怕两个岳阳人不行，当然，恐怕还有别的考虑……

他把事先买好的那两把蒙古尖刀分别塞给了霍志平和钟绍祖。段冬林领着三人上到刘军所住的五楼顶层，让三人隐蔽在楼梯口，然后上前轻轻地敲门。

几分钟后屋里刘军问：“谁呀？”

“军子，我，冬林。”

门拉开了，身穿毛衣毛裤的刘军挡在门口问：“这么晚了，有事儿怎的？”

“你家有黄碟吗？给我拿两本。”

“哦，进来吧。”刘军让开门，转身往里走。

段冬林进来关上门，跟着走了两步，又返回来拉开门，朝外面一摆手，说：“你们几个进来。”

这几人鱼贯而入后又关上了门。回到自己卧室的刘军坐在床边，见后边跟进来好几个人，很是疑惑地问：“他们是谁呀？”

“跟我一起来的。”

“哦，”刘军给他们每人撇过去一支烟。当时没有人点火抽烟。刘军发完烟，好像觉出了不对劲，又好像有些害怕，问：“怎的啦？冬林，你啥意思呀？”

听到刘军那种惯用的说话口气，段冬林顿时火起，“啥你妈呀啥意思！”上前抡巴掌就打。刘军往后闪了一下。段冬林随即说了声：“整呀！”霍志平和钟绍祖冲上去挥刀就刺，刘军倒在床上“啊、啊”地连叫几声，景凯跳上床用枕头捂住刘军的脑袋，几人轮换着连续捅刀……屋里弥散着血腥的味道。

看看刘军没了气息，段冬林让景凯拉过被子将尸体盖住。这时，钟绍祖到门厅的盥洗池洗手，一扳水龙头，流出一股水就没了，他又进到厕所去洗，也没有水。就是由于钟绍祖洗手，恰好当夜停水，没关水龙头，才造成了天亮后的水漫金山，无意中形成了放水破坏痕迹的假相。

大约十几分钟后，这几人出了刘家，景凯手里多了一个黑色皮包，下楼时每个人都跑得飞快。出了住宅小区，段冬林交代他们把凶器和身上的衣服赶快处理掉，便自己打车回了家，其余人打车去了江辉家。

在江辉家，他们从黑皮包里翻出两千元钱、一个摩托罗拉手机，还有证件等物，江辉从中抽出10张百元票子扔给钟绍祖，说：“给你留一千块。”

景凯在一旁说：“都给他留下呗。”

这样，江辉把两千块钱都给了钟绍祖。

景凯则把那个手机装进自己兜里。随后，钟绍祖回了家，江辉与霍志平及景凯夫妇带着行李前往火车站。半夜1点多钟，他们坐在了开往岳阳的列车上。旅途中，江辉把那个黑皮包从窗口扔进了一条河道里。

大年三十这天，一行人到达岳阳，霍志平、景凯正好赶上和家人共吃年饭……此后不久，段冬林陆续付给江辉八万元酬金，由他转交给霍志平、景凯。然而，据霍志平交代，他只得到一万多元；而钟绍祖说仅得到几千元。

2004年8月16日，通辽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做出一审判决：段冬林、江辉被判处死刑；霍志平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钟绍祖被判处无期徒刑。四名被告人都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二审判决下来，除江辉的死刑被改判为“缓期二年执行”外，其余三人均维持原判。

2004年9月27日上午，在法医验明正身后，段冬林被押上囚车，警笛鸣响着驶向位于郊区的殡仪馆。一个小时后，法警宣布死刑执行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