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在经历过一战的经济繁荣后，随着欧洲各大国工业产能从军工优先恢复到正常的社会生产后，日本出口大幅度下降，开始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通货紧缩。
原本日本出了一个狮子首相滨口雄幸，他认为只有建立强大的工业基础，淘汰落后产能，并和中国搞好关系，利用中国的低廉人工和原料成本，再让日本融入国际金融体系，获得西方的信任和投资，最终日本就能成为真正的现代强国。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采取了极其严厉的政府支出紧缩政策：大幅削减政府开支、削减军费、裁减公务员、降低工人工资、增加税收，鼓励国内资本去海外投资。
应该说他的路线从长期看是正确的，可以建立起一条健康的财政和工业体系，中日之间也不会发生战争。但历史没有如果，1930年全球经济危机爆发了，各国竞相货币贬值和发动贸易战，对自由贸易实行封锁，以增加国内需求和收入。
于是滨口雄幸的政策反而加剧了通货紧缩，并引发了日本历史上著名的“昭和恐慌”。因为作为一个几乎没有原材料资源的国家，日本的命脉是贸易，只有进口原材料和能源，对其进行加工，并将增值产品销往国外，才能生存下去。
日本军方仔细研究了德国在一战期间被协约国贸易封锁导致经济崩溃的情况，认为只要日本还依赖于从白人那里进口，它就没有自由。面对经济衰退、失业和共产主义接管的内部威胁，以及与世界贸易隔绝的外部威胁，军方得出结论，日本只有强大起来获得资源产地，形成自给自足的经济体，才能摆脱白人的讹诈，在这样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中生存下去。
于是现实的残酷性让普通民众和军方对滨口雄幸的“精英主义”的经济政策彻底失去了耐心，1930年11月14日，滨口雄幸在东京车站候车时被右翼分子佐乡屋留雄近距离开枪射击，受重伤后于1931年8月26日去世。他的死标志着日本“政党政治”黄金时代的终结和日本走向另一条路可能性的丧失。
但他的死并不能让经济恢复，而且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那些元老们死光了，日本的首相人选由元老推荐天皇认可改为了议会多数党领袖担任，在经济出现困境下如何赢得选票成为最关键因素。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迫切需要一个外部敌人作为情绪出口给民众，来缓解民众对经济、就业和生活压力的不满。
否则的话社会的不满自然会向内追问：政策是谁制定的？结果由谁负责？为什么错误没有人承担责任？当时社会主义理论和共产党已经在日本蓬勃发展，日本共产党更是开始公开宣传取消天皇制。
在军部、贵族、官僚统治集团眼中，经济萧条固然有损国家实力，但内部思想的觉醒、体制被质疑才是致命的亡国危机。而简单地对内镇压民众抗争、管控思潮，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流失民心。于是，日本官方和御用媒体联手，炮制出一套贯穿整个昭和前期的煽动性叙事——ABCD包围网。
当时的日本人接受到的官方宣传就是日本是当前国际关系的受害者，全世界都在与他们为敌，不光英美鬼畜在欺压他们，就连中国也趁势在欺负他们！他们被欺负得没办法了，才迫不得已含泪而战。当时日本媒体广泛宣传在日本周边有一个所谓ABCD包围圈，即美国（America）、英国（Britain）、中国(China)、荷兰（Dutch）勾结起来，包围善良淳朴的日本。
于是，原本可能指向内部权力的愤怒，被引向了美、英等西方列强、甚至中国。
这时日本的内部问题就不再是自身管理和政策问题，而变成了立场问题。如果你质疑当前政策，就是背叛日本政府，中了西方的圈套。任何人反对军部和警察势力的宽展，则被评价为缺乏国家安全意识。
所以只要外部威胁足够大，内部就可以停止讨论责任。外部越危险，内部越不能质疑；敌人越强大，权力越需要集中。这就是当时日本宣扬威胁论的政治价值。
从另一方面说当时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对日本也确实开始进行遏制，原因前面的文章说过，因为日本开始从一个海洋型国家向海陆型国家发展，已经开始和英美的利益发生冲突，特别是英国不再像日俄战争时那样对日本的外交政策进行支持。
于是日本媒体向民众宣传说日本已经成为了经济和技术和欧美列强一个级别的世界一流强国，军事力量已经可以和对方平起平坐。但英美和苏联嫉妒日本的发展，和平崛起已经不再可能。
原本日本国内有两种声音，缓和派是希望在欧美列强中维护一个良好的国家形象，以减少摩擦。民族主义激进派则认为克制并不能换回实际利益，反而会损伤内部权威。特别是以前的的强硬宣传突然转弯会失去解释能力。
而西原借款和华盛顿会议强化的激进派的声音，既然当外交让步无法换回外部红利，不如强化外交冲突，利用外部压力控制内部社会。把经济、就业和治理问题放进外部斗争的框架，让普通人在所谓的国家安全和民族大义面前停止追责，这样即便外交失败也可以变成内部政治资源。
国际关系越恶化，越能证明日本正在被围堵，外国反制越强，越能证明日本政府此前的判断正确。普通人承担的代价越大，越能被解释成大和民族发展所必须付出的成本。
于是形成了一套完整的逻辑闭环：日本政府先宣称外部世界敌视日本和限制其发展；随后以更强硬的语言和行动回应；外国因此提高警惕并采取反制；再把这些反制，当作日本遭到围堵的证据。它一边制造敌意，一边用自己制造出来的敌意，来证明敌人确实存在。
著名的日本法西斯理论缔造者、军国主义思想家北一辉宣称“日本作为世界上的无产者，为反抗横跨全世界之大富豪的英国和占有地球北半球之大地主的俄国，只能诉诸战争匡正非正义之国际性划界。假若此为侵略主义、军国主义，那么，日本就应在全世界无产者阶级欢呼雀跃声中，加冕此黄金之冠”
毛主席曾说：“外交就是把自己的朋友搞的多多的，把敌人搞的少少的。”正常外交的目标，是减少敌人、扩大合作、避免误判。但当时日本的想法恰恰是需要敌人来证明天皇制度和军国主义的不可替代性。因为敌人可以要求社会停止分歧、让官僚系统服从、解释一切暂时无法解决的问题。
这套叙事的高明与恶毒之处，在于完美偷换了因果、颠倒了矛盾：
把“国内治理失败导致的民生危机”，包装成“外部列强针对日本的国家安全危机”；
把“民众对政府的合理问责”，定义成“内部分裂、通敌叛国”；
把“反思政策、修正错误的理性声音”，扣上“削弱国力、危害国家”的帽子。
自此，日本社会的内部矛盾被彻底转移：所有不满、焦虑、愤怒，全部从对内追责，转向对外仇视。团结对外、强硬抗敌，成了全社会唯一的政治正确。
从此不需要理性博弈，不需要权衡利弊，只需要民族主义的情绪宣泄。每一次对外强硬、每一次外交冲突，都能让国内民众情绪高涨、倍感解气，同时清晰划定国内的政治正确边界：拥护扩张=爱国，主张克制=卖国。
最终形成残酷的利益格局：统治阶层与军部收割政治权威、民心红利，整个国家、千万普通民众，承担战争、制裁、毁灭的全部代价。
大正时代的终结，不止是一个年号的更替，它是日本近代理性、宽容、反思精神的彻底死亡。至此战争就不再是选择，而是日本唯一的宿命，最终耗尽了百年国运，换来彻底毁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