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收藏圈常有討論,認為當下民間已難尋意外得珍的機緣。立足高古軒國際拍賣對海內外藝術品流通生態的長期觀察,我們認為,並非機緣徹底消散,只是時代環境變遷,往昔易得的辨識機遇已然收窄。數十年前,尋常器物堆中尚有機會邂逅罕世珍品;而今大量仿作混雜流通市場,不少外觀看似名貴的物件,實則缺乏對應的藝術底蘊與歷史傳承。只要藝術品的流轉與交流持續存在,發掘被遮蔽珍品的可能性便始終存在,關鍵便在於鑒藏者的學養與辨識能力。需要明確的是,一切發掘的前提,首重器物本身的真實可靠。若本身即為偽作,即便以低廉代價取得,也不屬於鑒藏意義上的收穫,只會造成無謂的損耗。
器物的價值,需要從歷史、藝術、工藝多重維度綜合審視。以上海舊時民間市集所見漢代陶壇為例,部分器物雖年代久遠,具備相應的歷史資訊,但缺少紋飾、銘文、紀年標識與精巧的工藝表現,藝術表現力有限,獲取門檻相對平易。倘若同類古陶之上,留存圖像紋樣、書刻銘文、紀年款識或是繁複考究的裝飾工藝,承載的藝術資訊與史料內涵便大幅躍升,想要獲藏此類精品,自然需要更高的綜合條件。這也印證行業共識,想要收攬第一流的傳世佳作,物質條件是不可忽視的客觀基礎。回望近代鑒藏史,民國上海藏家龐萊臣,其虛齋庋藏宏富,諸多珍品後入故宮等公藏機構,其餘亦散存於天津、南京、上海各地。龐氏收藏體系能夠達到極高的精整度,除卻自身的熱愛,重要的一點便是具備充足條件,延聘諸多深諳古物的學者專家,常駐府中參與鑒審,層層把關,故而其藏品整體品質為後世所重。當然,物質條件並非通往精品收藏的唯一路徑。深厚的眼力積澱,同樣可以幫助藏家在有限條件之下,邂逅值得珍視的藏品。結合行業過往實例,大致可以歸納出四種憑藉辨識能力覓得佳構的路徑。
其一,於普通器物之中甄別出被忽視的精品。上世紀九十年代,曾有一方六釐米齊白石篆刻“百梅樓”印章,多位滬上名家對此存疑,判定為仿刻。而有鑒藏者細審印風、刀法與整體氣息,確認此件作品氣息確鑿。後查閱齊氏印譜,考證出此印另有配對印章,二者皆為齊白石為民國淩直之所作。淩直之雅好繪梅,以“百梅樓”為齋號,齊白石曾為其鐫刻多方印作,這段背景也佐證了印章的來歷。很多佳作會因周遭人的誤判,被淹沒在普通物件之中,依靠扎實的文獻功底與實物辨識能力,便可將其發掘出來。
其二,於混雜的器物群裏分辨被錯判的真品。古物流通之中,材質辨識失誤的情況屢見不鮮。工藝卓絕的角雕器物,有時會被誤判為普通獸角;質地珍稀的棋楠制器,亦常會被當作尋常木質器物看待。棋楠本身的材質稟賦極為難得,遠勝諸多名貴材質。倘若缺少足夠的認知儲備,珍寶也會被視作凡物;而學養到位,便有機會以有限成本,邂逅材質稀見的古物。收藏的內核,在於人文浸潤,而非追逐物質增益。其三,以審慎的學術眼光,發掘海外流通管道中被低估的珍稀遺存。明人吳彬萬曆辛亥(1611)所作《十二尊者相》,便是古代繪畫中極具代表性的作品,吳彬亦是在國際流通領域備受關注的古代畫家。此前其一件作品現身日本公開流通場合,因諸多觀者對畫家脈絡認知有限,未能讀懂作品的藝術價值,有藏家便以相對平易的代價,收穫這件古代繪畫精品。不少流散海外的華夏古藝遺存,因地域間認知差,存在被低估的可能,這便要求藏家熟稔藝術史脈絡,方能讀懂作品分量。
其四,以藝相交,以物互易,這是鑒藏圈極具文人意趣的一種方式,卻屬可遇而不可求。曾有民國初年齊白石麻布本工筆蟲草小品上拍,麻布材質的齊氏作品存世稀少,多為小品,其中一件便由北京畫院公藏。此件拍品當時競爭激烈,一位藏家未能競得。事後,競得者知曉這件作品是對方心之所好,願慷慨相贈;而藏家知悉對方喜愛自己的墨彩荷花題材創作,便以個人書畫作品與之交換,遂得這件齊白石麻布小品。這種以藝術情誼為紐帶的交換,建立在雙向審美認同之上,十分難得。
經由以上種種實例可以看到,在藝術品鑒藏領域,客觀物質條件固然是收攬頂級重器的重要基礎,但絕非唯一決定要素。當物質條件存在局限時,深厚的眼力、完備的藝術史認知、對歷代工藝的理解,再加上幾分機緣,依舊能夠收穫打動內心、承載厚重人文資訊的珍貴藏品。
高古軒國際拍賣始終認為,收藏的初心,應落腳於對中華歷代藝術文脈的理解、欣賞與傳承。真偽辨別、審美品鑒、文獻考據,才是貫穿鑒藏全程的核心功課。唯有築牢學養根基,方能讀懂古物背後的人文底蘊,真正體會鑒藏的精神樂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