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是老爸子离世四周年的忌日。
许久以来，总想为他写点什么，却迟迟未能落笔。直到今天，才惊觉他竟已走了整整四年。昨天下午与老母亲通话提及此事，两人在电话两端都忍不住叹息。一时间，情绪翻涌，再难抑制——我怕日子久了，记忆会渐渐褪色，不如趁现在，把一些片段记下来，权作纪念。
在四川，我们小时候叫父亲“爸爸”，长大了称呼就渐渐变成了“老爸”“老爸子”，或是“老亥儿”。
回想老爸子的离去，我心里始终搁着一份放不下的“责任”。
他晚年身体一直不好，患有慢性气管炎、糖尿病、高血压，还有肺心病。尤其在他八十岁那年，晚上散步时突然摔倒，送医后被诊断为脑梗。那次治疗后，他几乎偏瘫，行动极其不便，走路只能拄着双拐，一步一步慢慢挪动。从那以后，几乎每年都要住两三次院，一住就是半个月，还接到了几次病危通知书，但每次都安然无恙。
最后一次住院，还是因为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我和母亲送他去医院，输了五天液。母亲年纪也大了，我们便请了护工照顾他。护工几次打电话给我，说老爸子闹着要出院。那天下午我去看他，他拉着我的手说：“已经好了，我要回家。”我劝他再住几天，等病情稳定些再说，他却异常固执，甚至说：“你不答应，我就给你跪下。”他反复恳求，手紧紧拽着我不放。我心一软，终究还是依了他。
医生其实不建议出院，但也表示尊重病人意愿。我开车送他回到石牌楼火车站附近的家，路上他特别高兴，一直念叨我孝顺——这些年来，确实大多是我接送他看病、住院。我们三兄弟里，老幺在云南昭通的铁路部门做路桥维护，老三在重庆的汽车配件厂工作，只有我在本地，照顾二老的责任，自然落在我肩上。
傍晚六点多，我扶他回到家楼下——他们住在底楼。他心情很好，精神也不错，和邻居有说有笑。在楼道里见到母亲，还和她并肩坐在长椅上聊了会儿天，伸手抓住路过的小猫看，神情愉悦。
没想到晚上十点多，母亲突然打来电话，说老爸子“心头不舒服”。我建议立刻送回医院——出院手续还没办完——但母亲说想等天亮再看。
第二天一早我赶过去，他正坐在椅子上吃馒头、喝牛奶。见到我，他说心里难受，让我扶他去床上躺一会儿。我赶紧扶他躺下，替他盖好被子。他又说要大便，我拿来便盆垫好。之后我对母亲说：“必须马上去医院了。”母亲说等一会去吧。没过多久，老幺和弟媳也赶来了。
十几分钟后，我和老幺一起帮老爸子撤便盆。他在前面托着父亲的腰，我在下面清理。等我到厕所清洗便盆时，老幺突然喊：“哥，老爸子不行了！”我冲进屋，伸手探他的呼吸和脉搏——全都没了。老幺赶紧给他做胸外按压，但已无济于事。
老爸子就这样安详地走了，享年八十九岁。
我们没有哭，也并不觉得特别悲伤。他已是高寿，加上常年病痛缠身，生活质量差，每天药不离口，痛苦也多，母亲长年照顾他也非常辛苦。离开，对他或许是一种解脱。但我心里一直有个结，至今懊悔：当初真不该心软答应他出院。如果那时坚持让他留在医院，或许还能抢救回来……
老爸子性子极倔，和老妈两人独自生活，不愿和儿孙同住，家里事基本他说了算。之前有一次住院，他非要多吃通便药，母亲拦着说：“儿子交代了，一次只能吃一颗，多吃会拉肚子。”他不听，非要三颗，母亲只给一颗，他竟举起拐杖打她，腿上划出口子，血流不止，最后还去外科缝了针。那天是我陪母亲去打破伤风、缝针的。他也因为乱吃药，不听劝，多住了几次院。
家里大概只有我还能劝他几句，有时听，有时也不理会。就像这次出院，他谁的话都不听，甚至以“下跪”相逼。现在回想，也许他冥冥中自有预感？他住院从没这么急着要回家，唯独那一次，怎么劝都劝不住。
他很多时候也很开朗，声音宏亮、笑声爽朗。他经常对我讲小时候农村吃的苦，年轻时敢闯荡改户口找工作，并让我记住：今后如果他得了不治之症，就不要医了，别浪废钱。也不要大搞丧事，简单就好。
我们按照他的嘱托，在家里守孝三天，没有大操大办。在殡仪馆的告别厅，我望着安睡的老爸子，想起他一生的艰辛和往日的音容笑貌，眼角终于湿了。除了小时候因犯错被他打哭，这是我长大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为他落泪。我知道，这一眼之后，便是永别。
老爸子和母亲都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从资中农村走出来的。他常跟我讲他如何从农村闯进铁路部门工作。年轻时他胆大敢拼，用他的话说就是“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他做过瓦窑工、银山镇化工厂的临时工，后来认识了一位公安朋友，对方帮他弄到空白户口页或户口迁移证明，填上信息，才把他和母亲、妹妹等六个人的户口迁到外地有朋友接应的城镇。他也借此机会进入铁路系统，从临时工慢慢转正。他的胆大妄为改变了他们和我们三兄弟的命运方向一一性格决定命运，选择决定方向。
不过在“四清”运动中，母亲和姑姑曾被下放农村，几经周折才重新回城。
老爸子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人，农村家里穷，没钱读书，只念过小学，还没毕业。他脾气大，性子倔，遇到不公的事就容易和人“咆脱”，也因此常得罪领导。一辈子都是铁路养护工人，最大只当过工区班长，带着十来个工人维修一段铁路。
六七十年代，家里特别穷。他每月工资几十块，但要养活一家六口（奶奶和我们一起生活），母亲做临时工，还要接济农村的亲戚。经常吃不上白米饭，常靠苞谷糊、红苕汤填肚子。油水少，一星期能吃上一次肉就像过年，我们都抢肥肉吃，见到瘦肉反而想哭。
那时家里每年养一头内江黑猪，我们三兄弟放学都得去割猪草——现在每个人左手指上还留着刀痕。谁要是偷懒或做错了事，老爸子抄起棍子就打。他总说“不打不成人，黄荆棍下出好人”。小时候挨打总是不服，大哭大闹；长大后，随着阅历增长，理性思考多了，回想起来，也觉得有一定道理——年幼无知时不知天高地厚，做错事时给予一定的体罚，让大脑记住教训，不再或少犯错，也是情有可原的。子女因此记恨父母的，其实很少。否则，父母过分溺爱，小时纵容脾气个性长歪，长大后很难纠正，容易不成才或走歪路。所以才有“养不教父之过”“慈母多败儿”“溺爱养败儿、富贵多纨绔”这些话。
但老爸子也很护着我们，就像东北人说的“护犊子”。每当我们在外被人欺负，他会冲到别人家门外叫骂、跟人“咆脱”，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有了靠山。
老爸子1983年就退休了，刚满五十岁。听说那时还是“顶替”政策的最后时期，他为了让老幺端上铁饭碗，提前退休，让未满十六岁的老幺改大年龄，进了铁路系统。我和老三都考上了学校，工作有了着落，他们只怕老幺没着落——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如今我们三兄弟也都退休了。我在机关以四级调研员退休，老三以分厂厂长退休，老幺以铁路路桥大队长退休。一生没什么大成就，也没犯过大错，但都算平稳着陆，小富即安、知足常乐吧！
老爸子走了四年，我们每年都去南山公墓看他一次。墓碑上的烤瓷照片渐渐泛黄，可他始终凝望着我们，脸上带着些许微笑。我们只能献上鲜花、水果和糖果，向他深深三鞠躬，感谢他这一生的养育之恩。
四载隔幽明，音容难永别。
雁过留声影，人去有奠祭。
2025年11月2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