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知道央视有个短发女主持，普通话很干净，早上六七点一开电视，经常能看到她，名字叫耿萨。
可真要说起她的出身，很多人会意外，一个连普通话都不会说的甘肃牧区姑娘，能一路走到《朝闻天下》，靠的居然是父亲留下的一台旧收音机，还有她嘴皮子磨破也不停的那股劲儿。
耿萨是甘肃牧区的孩子，那一带马多牛多，人不多，说汉语的不多，大街上，羊圈边，炕头上，大家开口就是地方话，那种一听就知道是草原出来的腔调，说实话，什么普通话，对那时候的她来说，是很远的词。
她家在当地算条件不错，父亲是村里的干部，母亲是赤脚医生，父亲要参加会议，要写点材料，脑子转得比一般人快一点，母亲拎着药箱，半夜被人叫醒去看病也常有，在牧区，这样的家庭已经算“见过一点世面”，但跟城里比，又差一大截。
父亲有个很固定的小习惯，手里总揣着一台旧收音机，灰色塑料壳，天线一拉老长，音量调到屋里刚好能听清的程度，一拧开，就是一口她听不大懂的普通话，父亲会笑着说一句，这是汉话，城里人都这么说。
那会儿，她哪懂什么“标准音”这些词，她只觉得收音机里的人说话很顺，很干净和身边大人那种大嗓门的方言比，好像是另外一个世界传来的声音，她一天里最开心的时刻，其实很简单，就是晚上挨着父亲坐，一起听广播里的新闻和故事。
有一次，她忍不住问父亲，城里到底什么样，父亲其实也没真见过多少，只能顺着她的想象往外描，有高楼，有车，有亮着灯牌子的街道，说着说着，他自己也笑，说反正跟咱这不一样，大概更热闹一点。
父亲去世，只剩一台收音机，她抓着当命根子这样的日子，其实没持续多久，十三岁那年，父亲突然生了重病，人就走了，来的快，走得也快，她还没反应过来，家里就一下子塌了一个角，这个年纪的孩子，已经知道“再也见不到”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那段时间，家里人来来回回忙，她反倒不太说话，别人惦记的是丧事怎么办，她盯着的，是父亲留下的那些小东西，能留下来的，说实话也不多，没有存多少钱，值钱的东西也没有，最值钱的，居然就是那台天天响着的收音机。
从那天起，她就几乎每天都会把收音机打开，别人听广播，是打发时间，她有点不一样，她更像是借着这个声音，对父亲说一句，你别急着走太远，只要收音机还在，她就觉得，父亲好像还坐在屋里，只是换成了另外一种形式在说话。
父亲走后，家里一下子少了一个顶梁柱，压力都砸在母亲身上，母亲那点赤脚医生的收入，本来就不宽裕，现在要养一堆孩子，日子有多紧，她自己心里最清楚，也有人劝她改嫁，过个轻松点的后半辈子，可她看着几个没长大的娃，心一横，直接把这个念头掐掉了。
兄弟姐妹都挺懂事，谁能干活谁干活，能帮就帮，没人喊累，家里不太说那些“苦”字，但那种绷着劲过日子的感觉，空气里都是，就这样，耿萨在这种环境里，慢慢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都要听一段收音机里的汉语节目，几乎没断过。
对着收音机学普通话，嘴角裂开也没停过刚开始，她其实听不太懂新闻里在说什么，语速快，词又陌生，但她没打算只当背景音，她会一边听，一边小声地跟着念，念错了自己笑一下，再重来，嘴里那股牧区腔调改不掉，就一点点往回拽。
有时候，她站在窗边晾衣服，收音机放在小板凳上，一边抖衣服，一边跟着念新闻，冬天风刮得脸生疼，她嘴皮子是真的裂过，嘴角裂开一条小口子，说多两句就火辣辣的，她回屋抹点油，喝两口水，忍一忍，第二天还是照样开机学。
她心里有一个非常朴素的想法，外面的世界，大概都这样说话吧，想出去走走，得先学会这套说话方式，没人给她立目标，也没人逼她练，其实哪天不学也没人管，可是她自己心里清楚，这事早晚有用，现在多花时间，后面也许能轻松一点。
时间一长，差别就出来了，牧区里很多同龄人，到初中都还听不太明白广播里的内容，有些词连个大概都猜不到，她呢，已经能大致听懂新闻里的意思，老师要她复述一段，她虽然说不出“专业表述”，但能把七八成说清楚。
后来她自己回想也说，如果不是当年那台收音机，如果那阵子她没那么坚持，很可能后面的人生，完全就是另外一个版本了，这话听着有点玄，又挺实在，说白了，就是一个十三岁的小姑娘，对自己做了一件很多大人都不一定能做到的事，坚持每天练，没人盯着也练。
考上甘南民族学校，她才发现自己这一口普通话是优势因为成绩一直不错，她后来考进了甘南民族学校，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很明显的转折，从牧区到了一个集中读书的地方，人多了，声音也杂了，她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原来各种说话方式混在一起，是这个样子。
学校里，大多数同学平时还是说地方话，课间走廊里一片方言，只有一小部分，会自然用汉语聊天，而且不多，这时候，她的“收音机普通话”，突然成了明显优势，她一张口，就能听出跟别人不一样。
虽然还带一点点牧区口音，但发音清楚，句子顺，最重要的是，她敢在大家面前说，不怵话筒，同学有时候会打趣，说她说话跟广播里的人似的，声音一出来，很有辨识度，她那会儿其实有点害羞，又有点小得意，心想，原来我这几年没白练。
正好那段时间，学校想推进普通话，就想着建个广播站，缺一个学生主播，消息一传，她几乎没犹豫，主动跑去报名，说我可以试试，老师递给她一张稿子，她在办公室当场读了一遍，声音不算专业，但一点都不虚。
老师听完，笑着说，那就你吧，从那天起，学校中午广播，第一句“同学们中午好”，就是她，音乐刚响两句，很多人就知道，接下来要听到的是那个牧区女孩的声音。
每天中午，她坐在简陋的广播室，桌子上一个话筒，一叠稿件，有时念快了，自己会绊一下，有个生字读错，下了节目就去查，慢慢地，她感觉到一件事情，自己已经不仅仅是在“模仿收音机”，而是真的在“做播音”了。
从校园广播到甘南台，第一份真正的播音员工作来了毕业以后，很多同学回到家乡，找一份稳定工作，或者继续读别的专业，她想来想去，脑子里总是浮现两个画面，一是父亲握着收音机，二是自己在广播站对着话筒说话，她有点犹豫，但最后还是给自己定了个方向，要去做播音主持这一行。
那会儿，她没有漂亮简历，也没什么“名校”光环，但甘南台刚好在招播音员，她硬着头皮去试，领导先听她说了几句，又看了看她的经历，觉得这个姑娘普通话挺标准，人也不张扬，就点头留下了。
就这样，她从一个牧区学生，变成了一名正式的播音员，刚进台，什么都得学，怎么拿稿子，怎么对镜头，红灯亮了该怎么压节奏，有时候一条新闻要提前在心里过好几遍，生怕上台出错。
她回宿舍时，经常把当天的稿子再念一遍，对着镜子，看看自己的表情是不是太僵，有一回，她自己都笑，说镜子里的这个人，跟当年缩在炕角听广播的小姑娘，已经不太一样了，但她也知道，不管在哪里，说好每一句话，才是本事。
她还做了一个小决定，把“耿萨”这个藏语名字，直接当主持名用，这个名字简单，好记，又有一点特别，一念出来，观众就能对上号，后来事实证明，这个选择挺聪明，很多人就是通过这个名字，把她记住的。
在甘南台工作的几年里，她什么节目都上，有严肃一点的新闻，也有轻松一点的本地故事，还有线下的活动主持，节目不算大制作，但每一次对着镜头开口，都是给自己加一层底气。
四年下来，她在甘南台已经算小有名气，有人看节目会特地说一句，这姑娘说话挺清楚，但她心里知道，甘南台可能不是最后一站，她想看看，再往前一步，是不是还有更大的舞台。
正好，甘肃电视台在招播音员，她报名去试，一上来，给她安排的就是难度很高的《甘肃新闻》，这种硬新闻，稿子密，节奏紧，几乎不允许出大错，她坐到台前时，手心其实出汗了，灯光一亮，一片白，
她在心里跟自己说了一句，照平时练的来，就行了，那十几分钟，她基本没给自己留空，一句接一句，说完才发现，腿有点发软，播完那一场，领导就记住她了。
后面，她又陆续接了《新闻大观园》等节目，观众的反馈挺直接，有人打电话到台里，说那个女主持，说话挺舒服，这类话不算什么大奖，却是对她最实际的肯定。
按理说，能在省台做到这种位置，对很多人来说，已经很满意了，但她不是一个很容易“就这样吧”的人，她一边上节目，一边又悄悄给自己加了一个任务，去兰州大学读新闻系，把学历这块补上。
白天跑台里，晚上跑学校，周末写作业，身边人都知道她挺累，有时候她也会想，这么折腾值不值，普通话已经不错了，播新闻也播得顺，再去读书，真的有必要吗，但转念一想，她心里那个目标一直没变，中央电视台，还是在那里等着她试一次。
第一次去央视，她被学历和条条框框挡在门外有了兰大新闻系的学历，又有了甘肃台的经验，她终于鼓足勇气，去了北京，参加央视主持人选拔，走进那栋楼，看见一群人，有的北广出身，有的中传毕业，简历一张张翻过去，都挺亮眼，她站在其中，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
轮到她上场，她稳了稳呼吸，把这些年的练习，全部摊出来，播读、即兴，她都尽量发挥在自己的正常水平线上，不求惊艳，只求不掉链子，下场以后，她觉得还可以，至少没明显失误。
结果出来，她没在录取名单上，不是因为临时发挥太差，而是卡在了“学历层次”“院校出身”这些不太好改变的地方，央视没有把这事说得太死，他们留了她的资料，还顺带把她推荐给了浙江卫视。
对很多人来说，这已经是一次不小的机会，她晚上躺在床上，也在算这笔账，如果去浙江卫视，平台也挺大，知名度可能上得更快，但她心里又很诚实，自己最想去的地方，其实还是央视。
她也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太轴了，是不是应该先去别的台锻炼，再说别的，纠结了一圈，她最后给自己下了一个结论，行，那就咬咬牙，再试一次。
第二次得到认可，却被“调不走”卡住，她只好换个方式挤进去又一轮央视主持人选拔，她再去了一次北京，这一次，她心态稳了一点，知道流程，也知道评委大概会看什么，她照样把播音水平往外拿，这回，她的表现得到更直接的肯定，成绩不错，人也被央视这边记住了。
按道理，这已经成功一大半了，可新的问题又出现了，甘肃台不肯放人，她是台里重点培养的主持，要人放她走，并不是一句话的事，体制内的调动，有很多看不见的条条框框，卡着卡着，这个机会就拖没了。
那阵子，她心里其实挺不好受的，你要说完全不难过，不真实，她也会一个人在宿舍想，是不是当初应该先去浙江卫视，是不是自己这一路有点拧，不过话又说回来，她也知道，自己这个人要是不拧一拧，可能就走不到今天。
纠结归纠结，她没有就此躺平，央视那边开主持人研修班，她第一时间报了名，说白了，就是先站到门内再说，在研修班里，她重新当学生，发声、形体、写稿，一样样练，跟来自全国各地的主持人一起打基础。
研修结束后，她终于有了一个折中的机会，以实习的身份，走进了央视，不是正式调入，但对她来说，这已经是往前多迈出的重要一步。
走进《朝闻天下》，她终于从“听广播的人”变成“说话的人”第一次走进央视大楼那天，她在门口停了几秒钟，抬头看那块牌子，心里闪过一个很具体的画面，小时候在土炕上抱着收音机听新闻的自己，那时她根本不敢想，有一天，自己会站到声音发出来的这头。
实习期，她什么活都接，写稿，整理资料，跑来跑去看别人怎么主持，有人上节目，她就在旁边盯着，记提词器的走法，记导播的手势，记每一个小细节，有时候，一天说不上几句话，就在那儿看，看完回去再自己默默练一遍。
慢慢地，她开始被安排上小栏目，表现稳定，就往更重要的位置挪，真正坐上《朝闻天下》的主播台，那天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隆重”，闹钟定在五点多，起床，化妆室里面对镜子，心里默背几句开场词，走进演播室，灯一亮，导演一个手势，她开口。
《朝闻天下》这个节目，很多人是边刷牙边听，边给孩子穿衣服边听，他们不一定能一下叫出每一位主持人的名字，只会说，那个短发女主持，说话挺利索，她知道，这就是工作的一部分，她要做的，是让那一早上的新闻，干净地传到每一间屋子里。
从牧区炕头听广播，到央视演播室说新闻，这条线如果拿笔画出来，其实不算直，中间太多弯弯绕绕，有考试，有失败，有被卡住，但到了这个位置，她多少还是会在心里，对十三岁的自己说一声，你那会儿那些一个人对着破收音机练习的夜晚，都没白费。
她主动从镜头前退下来，把时间交给家庭和公益在很多人眼里，进了央视，就等于拿到一张“终身饭票”，待到退休算一条完整路但她的后半程，走得有点不一样。
在央视工作的那几年，她低调结婚，也悄悄当了母亲，她几乎从不在公开场合提丈夫的情况，家人的信息都保护得很严，很少曝光，在这点上，她挺坚定的，节目归节目，家是家，两边要分开。
孩子出生后，她的生活节奏被彻底打乱，早班节目要天不亮就出门，录完了回家，孩子可能还在床上睡，有时候，前一晚孩子闹腾了大半夜，她抱着哄，凌晨三四点才睡一会儿，天刚露亮，她又得提着精神坐到镜头前，不能让观众从她脸上看出一丝疲惫。
这样的拉扯，持续一段时间后，她自己也开始问自己，这条路要怎么走下去，事业和家庭总要做个平衡，鱼和熊掌，很难两头都夹在手里，她想过很多种可能，最后给自己选了一个，旁人看着有点可惜的答案，主动离开央视，把更多时间留给孩子和家庭。
离职那天，没有告别仪式，也没有大张旗鼓的公告，她收拾好自己的东西，跟熟悉的走廊和演播室对了几眼，心里说了句，行，就到这儿，转身出门时，她其实也有一点舍不得，但那种感觉里，多了一层释然。
从荧屏上退下来之后，她并没有完全“消失”，只是大家看到她的方式，变了，从电视里那个正式的主持人，变成了一些公益活动上的志愿者，她会去一些学校，
尤其是偏远地方的，和孩子们聊普通话，聊外面世界长什么样，她很清楚，那种站在封闭环境里，对外面几乎没概念的感觉，因为她自己就从那走出来的
她也会参加一些公益项目，帮忙主持，或者干脆就在台下搬东西，安排座位，她不太愿意别人总是提起她“央视主持人”的身份，更希望别人记得的是，她现在在做的这些小而实在的事。
有人问她，会不会后悔离开央视，她想了想，说，好像谈不上后悔，只能说，每个阶段有每个阶段的角色，有些人适合一直站在聚光灯下，她呢，现在更喜欢回到生活里，做一些看起来不显眼，但自己觉得踏实的事。
出身牧区也没关系，关键是你敢不敢拿起那台“旧收音机”这一辈子，其实没什么“天降奇迹”，收音机，是父亲留下的，小到不能再小的东西，普通话，是她每天跟着练出来的技能，央视，是她花了很多年，一次次去敲门，最后站上去的舞台。
你说她命好，也可以这么说，可要是当年那个十三岁的小姑娘，没有每天把收音机打开，嘴角裂了也要多读几句，第一次没进央视，心里难受完还是去补学历，第二次被卡，又跑去读研修班、当实习生，那后面这些故事，大概率就都换成别人的名字了。
出身牧区也好，小城也好，这些谁都改不了，真正能改的，是你愿不愿意拿起手里那台“旧收音机”，每天多听一会儿，多练一句话，不见得人人都能站到央视，但至少，可以把自己，从原地，一点点挪出去，这就已经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