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中心的电话是在傍晚六点零七分响起的。我刚结束一台十二小时的手术，无菌服还没来得及脱，就冲上了救护车。晚高峰的滨江路堵得像一条僵死的蛇，司机老陈把警报拉得撕心裂肺，可车轮依旧像陷在泥里。
到达锦绣小区的时候，夕阳正好沉下去，余晖把单元楼前的空地染成一片冰冷的灰。人群围得水泄不通，自动让开一条道时，我看见了那个倒在花坛边的老人。
他面朝下，身体蜷缩着，像一只被丢弃的旧布偶。我冲过去翻他的身体，手指触到他颈动脉的那一刻，心就凉了半截。微弱的搏动，几乎感觉不到。
“大爷，能听见吗？醒醒！”我拍着他的肩膀喊，另一只手已经扯开了他的衬衫领口。没有呼吸，胸廓没有起伏。我立刻跪下去，膝盖砸在粗糙的水泥地上，钻心的疼。
开始胸外按压。一下，两下，三下。我的手臂绷直，全身的重量压上去，汗水瞬间从额角淌下来，流进眼睛里，涩得发疼。我能感觉到肋骨在我的手掌下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这是复苏过程中最正常也最残酷的声音。
围观的人群死寂一片，只有我急促的喘息声和按压时的闷响。
“他还有救吗？”有人小声问。
我没空回答，掏出口腔清理器，俯身给他做人工呼吸。一股浓重的腥气冲进鼻腔，是胃内容物反流的味道。我侧头清理，继续按压。
三十比二。循环。汗水滴落在老人的脸上，和他的泪痕混在一起。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意识，不知道他在不在那个黑暗的深渊里挣扎。我只知道，只要我停下一秒，他就真的没了。
直到真正的120增援车赶到，接手把老人抬上担架，我才踉跄着站起来。腿麻得站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抬头看去，老人的老伴坐在一旁的花坛沿上，手里攥着一串钥匙，眼神空洞得像一口枯井。
那天晚上，我在医院走廊里接到派出所的电话。说老人没救回来，让我去一趟所里做个笔录。我心里早有准备，平静地去了。警察问得很细，我也答得很细。我说我尽力了，警察看着我，叹了口气说：“家属情绪有点激动，你有个心理准备。”
我没太当回事。做医生这么多年，见惯了生离死别，也见惯了家属的各种反应。
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三天后，我轮休。刚走出公寓楼，就看见小区门口围着一群人。红色的横幅像一道新鲜的伤口，刺得人眼睛发痛。
“寻找恩人林宇医生！”
“悬赏十万，只为当面道谢！”
横幅下面，站着那天的老人家属。是他的儿子，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中年男人，手里拿着一张巨大的照片——是我跪在地上给老人做心肺复苏的那张。照片拍得很近，我满脸是汗，表情狰狞，像是在和什么看不见的东西殊死搏斗。
周围的人指指点点。“这就是那个医生啊？”“听说把人按死了，家属现在来找麻烦了？”“这年头，谁还敢救人？”
我僵在原地，血液好像一下子全涌到了头顶。恩人？道谢？十万块？
老人的儿子看见我，拨开人群冲过来，“扑通”一声就跪下了。
“林医生！我代表全家谢谢您！”他声音嘶哑，额头重重磕在地上，“我爸走的时候，手里紧紧攥着这个。”
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个摔碎了的老年手机。他颤抖着打开，屏幕碎裂的缝隙里，亮着一段录音。
那是老人摔倒前几秒钟录下的。
“……小宇啊，别白费力气了……我知道……我不行了……”老人的声音断断续续，伴随着沉重的喘息，“我包里有张卡……密码是你妈生日……给你……娶媳妇用……”
我浑身一震，像被雷劈中。
我认得那个称呼。小宇。只有我爸才这么叫我。
我猛地想起，三天前那个傍晚，我冲出手术室接到的第一个电话，其实不是120，而是这个号码。我当时戴着耳麦，满脑子都是手术台上的出血点，烦躁地按掉了。我想当然地以为是骚扰电话，或者是哪个不知情的病人约诊。
原来，那是他打来的。他在晕倒前，预感到了死亡，他想把最后一点积蓄留给我。
他是林卫国。我爸的老战友，我从小叫林伯伯的那个林伯伯。
我跪在地上抢救的，竟然是他。
记忆像潮水般倒灌回来。小时候我调皮，从树上摔下来，是林伯伯背着我跑了三公里去医院。他那时候腿脚利索，笑声洪亮。他说：“咱们小宇以后啊，得当个大夫，救死扶伤。”
我真的成了大夫。却没能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听他把话说完。
横幅在风里猎猎作响，红色的布面上，我的名字被印得大大的。围观的人群还在议论，有人说这是作秀，有人说这医生肯定拿了好处。
没人知道，这十万块钱，和我爸的生日，对我意味着什么。
我扶起那个跪在地上的男人。他比我高大，此刻却哭得像个孩子。“林医生，对不起……我爸走之前说，你是他看着长大的，他不能连累你……他说你当时按他胸口，他知道你在拼命救他……”
我摇摇头，眼泪终于掉下来。我摸了摸自己的膝盖，那里还残留着那天水泥地的粗糙感和隐痛。我拼尽了全力，却还是没能把他从死神手里抢回来。
可这一次，我不再觉得遗憾是遗憾了。
我接过那个碎掉的手机，握在手心里。碎片扎进掌心，微微的疼。
“不用谢。”我声音沙哑，“这是我该做的。”
人群渐渐散去，横幅也被收了起来。阳光穿过云层，照在那张照片上。照片里的我，依旧保持着按压的姿势，像一座雕塑。
只是没人看见，雕塑的心里，早已天翻地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