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2008年那场席卷全国的奶粉危机，多数人脑海中最先浮出的字眼，大抵是“三聚氰胺”这五个刺目的化学名。可若真要追问，是谁在最初的风口浪尖上，敢于直直点出“三鹿”的名字，那便绕不开《东方早报》的一位调查记者——简光洲。

这个曾被同行唤作“中国新闻界良心”的江西汉子，如今的身影，早已远离了当年那间报社的格子间，在岁月的尘烟里，换了另一番模样。

蛛丝马迹

2008年8月底，简光洲像往常一样坐在报社电脑前翻看新闻。

一则行业简讯引起了他的注意，说上海同济医院用一项新技术治好了6个结石娃娃。

婴儿肾结石本来就罕见，医院还专门找媒体宣传这事，不对劲。

他立马拨通了医院电话，大夫说，最近确实收了好几个这样的孩子。

简光洲追问以前多不多，大夫说一年碰不到几例。

他进一步追问这些病例有什么共同点，大夫想了想说，家长好像都提到孩子喝的是三鹿奶粉。

简光洲要来三个家庭的联系方式，挨个打电话核实。

三个家庭分别来自江西、河南、湖北，互相根本不认识。

可三家说出来的话一模一样——孩子喝的都是三鹿奶粉，都因为肾结石住了院。

9月8日，甘肃兰州解放军第一医院又收了一个8个月大的结石娃娃，这是这家医院3个多月来接收的第14个同类病例。

泌尿科的李文辉医生告诉他，这些孩子的家长都提到了三鹿。

简光洲脑子里快速理了一条线：不同地方、不同家庭，唯一的共同点就是三鹿奶粉。

2004年他跟过阜阳“大头娃娃”的案子，也是奶粉出的事。

这感觉太熟悉了。

他给三鹿集团传媒部打电话求证。

可对方一口咬定奶粉没问题，还说甘肃的权威部门刚检验过，质量完全合格。

简光洲让对方把检验报告拿出来看看，对方推三阻四不给。

身为一个记者，他第一想法就是报道出去，可写还是不写三鹿的名字？简光洲心里翻来覆去地折腾。

一石千浪

三鹿是有着近半个世纪历史的老牌子，市场占有率大约18%，还是神七航天员的指定用奶。

这么大一家民族企业，要是因为自己一篇不准确的报道垮了，他得坐上被告席，弄不好还得背上“被外资利用打击民族品牌”的罪名。

可如果不点名，那些受害的婴儿怎么办？

报道上版的前一天晚上，他一宿没合眼。

脑子里全是第二天三鹿的人打电话来骂他、把他告上法庭的样子。

他甚至把办公桌收拾得干干净净，做好了被开除的准备。

2008年9月11日，《东方早报》A20版以半版篇幅刊出了他的报道——《甘肃14婴儿同患肾病 疑因喝“三鹿”奶粉所致》。

在此之前，也有媒体报过结石娃娃的事，可提到奶粉厂家时都用“某企业”三个字带过去了。

简光洲是头一个敢把“三鹿”两个字写出来的人。

报道一出来，网站大量转载。三鹿那边急了，一边在人民网、新浪网发声明否认质量问题，一边要求《东方早报》撤稿，还准备起诉。

可同一天下午，卫生部的人就赶到了石家庄三鹿总部。

当天晚上，卫生部公布初步调查结果——高度怀疑三鹿奶粉受三聚氰胺污染。

窗户纸捅破了，最后查出来，全国有22家乳企都掺和了这件事。

受害婴儿达到29万多人。三鹿集团2009年2月破产，董事长田文华判了无期，两名直接责任人被执行死刑。

简光洲一下子出了名。2009年，这篇报道拿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

同年，他还被《新周刊》评为年度新锐人物，颁奖词写的是：“真相因良知而显露，黑幕因勇气而洞开”。

不过，名是出了，可日子该怎么过还得怎么过。

理想与现实

报道之后，每天都有陌生人打电话来找简光洲，说有冤屈要申诉。

有人反映1952年受的不公平待遇，拉着他在家聊了一下午，最后希望他能给温家宝总理写封信。

公众把他当成了能解决一切问题的“良心记者”，可他只是个靠码字吃饭的普通人。

更要命的是现实的压力。那会儿他女儿刚出生，每个月工资还完房贷就所剩无几。

他曾说过，自己想做国外那种白发苍苍的记者，“如果环境允许”。

可环境没允许。

2012年9月，39岁的简光洲从《东方早报》离职。

他在微博上写了这么一段话：“东早10年，是我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所有的悲欢，所有的梦想，所有的忍受都是因为那份纯真的理想。好吧，理想已死，我先撤了，兄弟们珍重！”

这话传开之后，很多人都记住了。

离开报社以后，简光洲跟几个朋友合伙创办了环智文化传媒，做品牌咨询和公关服务。

凭着在媒体攒下的经验和人脉，公司慢慢做了起来。

2017年，他还以“驻校记者”身份走进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给学生们讲新闻和公关。

岁月留痕

2024年前后，他又干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推出了以自己姓氏命名的酱香型白酒，叫“简酒”。

为啥卖酒？

他说得挺实在：转行以后各种应酬越来越多，这几年消费降级，茅台越来越喝不起了，就想做一款品质过得去但价格不贵的白酒。至于“简酒”这个名字，除了好记，还因为他觉得人生越活越简单。

从调查记者到公关公司老板，再到卖酒，这一路走得让人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12月的上海还没入冬，《经济观察报》的记者去采访他。

当年的“英雄记者”穿着西装白衬衫，商务装已经成了标配。

跟做记者时常穿T恤比起来，他的身材有些发福。

记者问他怎么回事，他笑了笑说：“各种应酬太多了，为了生活。”

2008年他写那篇报道的时候才35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如今算下来，已经过去17年了。

有人说他可惜了，有人说他堕落了。可日子是自个儿过的，谁能替谁做主呢？

说到底，他只是个普通人，做了一件不普通的事，然后回到了普通人的生活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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