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思源

长到八岁 方识父亲

努力回忆幼年往事，能记得在一个光线昏暗的船舱里，我哭着要我饮水用的奶瓶，但奶头丢失了……后来，听母亲说，那是“七七事变”后，日本侵占山东省的前夕，她带着4个年幼的子女由山东乘船到天津，准备暂住进英国租界。前面所提的一幕就是在拥挤动荡的船舱里发生的。想来一定是环境突变，饥渴的本能使这一段记忆在一片朦朦胧胧中清晰地浮出，成为我能记起的幼年的第一件事。这时我3岁。

从3岁至8岁，我已成为三年级小学生，还一直未见过父亲。此间我渐知人事，听母亲、兄长说父亲在外地工作。只有从母亲珍藏的极少几张照片上认识了父亲的相貌：瘦高个，面目清秀,架着一副金丝边的眼镜。偶尔从父亲处送生活费的来人的话中，知道父亲在山东省，每每此时，母亲就会给我们兄妹4人穿戴整齐去照相，请来人将照片捎带回去给父亲。

童年时代常常充满着好奇与幻想。我想着父亲是什么样的人？严厉？慈祥？是做什么的？从他照片上的文静神气，我想他是一个老师吧？进入小学后，心中更渴望能见到自己的父亲，和其他小同学一样能谈到父亲……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那是在全国抗日更加艰难的岁月里。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英美对日宣战,母亲仓促地把家搬到天津意大利租界。因意大利虽是轴心国的成员，但却未与中国宣战，母亲认为此处住家较安全，但仍未逃脱厄运。1942年初，她被日本侵略当局逮捕，并在日方有关人员的押送下带着我们4个孩子赴鲁北惠民一带。日方企图以扣押家属迫使我父亲投降南京伪政府。但其阴谋并未得逞。

▲何思源全家福

此次山东一行，我们并没有见到父亲，后又被遣送回天津（此段经历父亲回忆录中有记述）。但租界是不能再住了。1942年秋寒时节，我们母子经过多方辗转曲折到达了山东省的临朐县，我才见到父亲。那时，我已经8岁了。

父亲身边 生活艰苦

我8岁前没有感受到父爱及父严，初在父亲身边，记得的是喜悦、羞涩和略加惧怕的心情。1943年，父亲刚由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厅长转任民政厅厅长。由于日寇不断地扫荡，我们经常转移住地。正是那种不安定的生活，使我不可能正规去上学。近两年的时间内或就读于村小，更多地是由父亲的同事教我识字读书。由于当时的环境和他的公务，使父亲对我们的学业过问不多，这却给我机会认识了父亲性格的另一方面。

父亲在有暇时，给我们讲了许多故事。记得我最爱听的是《西游记》。父亲讲得绘声绘色，讲到孙猴子斗智取胜时,我们都开怀大笑。以后我自己读《西游记》时，发现我父亲还自加了些情节。这些情节显示了父亲性格中风趣的一面。

父亲性情喜动，但他的动中也有着静的韵味。每天早早地叫我们随他去登山或沿白沙河漫步。在这里,他教会了我认识麦、豆、高粱、玉米。父亲会耐心地带着我这个从喧嚣大城市里来的孩子领略一下大自然的美。他会停步让我注意天空中形态各异的行云，指给我看飞过的山雀，让我静听它们在树间的啾鸣；带我在山溪中寻找光滑多彩的石子……从此，我也和父亲一样爱上了大自然。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曾带我们在济南游大明湖、登千佛山。到北平任职后，更是有机会就带我们去游古都的名胜古迹。那时，不仅仅是欣赏自然风光，他还给我们深入浅出地讲解与之有关的历史、动人的民族英雄事迹等。父亲不仅热爱自然，更热爱我们祖国的大好河山和辉煌灿烂的历史文化，直到晚年也不放过郊游的机会。在80岁高龄时还带领孙子们去颐和园、香山或京西八大处踏青、郊游，把当年曾给我讲过的知识和故事，又讲给了孙辈。

抗日战争时期鲁南的乡村绝不是田园式的美好。由于日本侵略军的扫荡和封锁，生活非常艰难。吃的多为小米饭或红薯，副食极少见到，这在当时已经十分特殊了。农民是半菜半粮，甚至以瓜菜充饥的无粮户也不少。父亲的属下因口粮不足还要吃些榨过油后的花生渣子做的“花生饼”（在好年景这是喂牲口的)。当年我难免要提出想吃什么的要求，这时父亲和他的同事们就讲他们在鲁北时的生活比这还不如，并告诉了我一些在鲁北时的情况。

父亲在1938年初，随时任山东省主席的沈鸿烈到达鲁北惠民地区，成立了山东省政府鲁北行署，父亲任主任，李郁庭任副主任。专员刘景良带有部队。刘景良的秘书石金生在他的回忆中谈及父亲当年到各县视察的情况，“清楚地记得他讲话的内容：一是抗日必胜，二是爱护百姓，三是鲁北行署的地位和职权，四是赞扬刘景良，在行署报刊上写文章鼓励抗战斗志……”。

1939年初日本侵略军进犯鲁北，父亲等退到临渤海的垦区。这里多是盐碱地。一时在这地区又集聚了众多机关，山东省国民党的党政军干校、部队等人员，吃饭就成了严重问题。父亲和大家一样吃豆粒，喝苦水。父亲当年身体也虚弱，经常失眠，药物又奇缺。我还清清楚楚地记得，我在鲁南的夏天经常生病，患肠炎、痢疾，反复不愈,又多处长疖肿。后托人从天津购得德国拜耳药厂出的百浪多息（第一代磺胺药），服后才愈。

母亲为给我们增加营养，亲自养了头奶羊，每天挤羊奶，父亲都不喝，而让我和妹妹喝。1943年秋季，日本侵略军加紧全面扫荡，我们的生活更加动荡不安。山东省政府已搬迁到安徽阜阳地区。这一年的冬季，我们家也先后离开鲁南经安徽、河南到达西安。在那兵荒马乱的岁月，家人聚少离多，直到1944年秋我在西安入化育小学读五年级，才算安定下来。父亲把家简单地安顿好，又离开我们去重庆。1944年11月，蒋介石任命父亲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尔后他又经安徽返回山东。抗日战争胜利后，我们才再次团聚于济南。

回顾这一段历史，我想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虽没有参加过轰轰烈烈的出名战役，但国难当头之际，他还是尽了他个人能力所及为抗日做了一些事。

年少立志 教育救国

从何氏宗谱记载中，鲁西南的何氏家族系明朝宣德七年由安徽迁到山东定陶县城东20余里的一个荒芜村落的。五世传至何尔健公。此公于万历十年乡试中举，3年后考中进士，历任过京畿道南巡按使、辽东巡按使、大理寺寺丞等。死后葬于菏泽城东，其子孙遂定居于此。鲁西南的何氏家族从此分二支，分别居定陶与菏泽。传至我父亲已是第十六世。从宗谱中查看诸先辈名下除记下几子外，多无任何记载，想来大多都是些普通民户。

父亲给我们讲，他出生在一个中农家庭，其祖父、父亲都识字。宗谱中在我祖父何嵩山公的名下，记载着这样简短的一段文字：“隆禧子嵩山，字俊岭，号筱峰，优等禀生。配王氏，子一，思源。”后听我的堂叔说祖父曾教过私塾，去世较早。父亲生于

1896年，少年时即十分勤奋用功，14岁时考入曹州公立普通中学堂。该校创建于1905年，于1913年与曹州中学堂合并，称山东省立六中，现为菏泽一中。父亲于1914年冬季毕业。因家境清贫本无力再升学，幸值辛亥革命后，山东省各县发放“助学贷金”，父亲每年贷金100元，又得到他中学校长丛禾生先生资助，得以升学。

1915年父亲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当时北大之学制，入本科前须先入预科修业）攻读哲学。1919年考取官费留美，该年10月注册于芝加哥大学。3年后获该校经济学硕士。旋即到哥伦比亚大学读哲学及德语，准备赴欧洲。在哥伦比亚大学时间短，据我所知，父亲没有取得该校的学位。但家乡常传父亲是六中、北大、哥伦比亚毕业,是有些失真。1947年父亲在任北平市市长时，美国威斯康辛大学比路易学院曾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

1922年底他到达德国，就读于柏林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并于1924年获毕业证书。同年又赴法国，在巴黎大学研究经济学。1926年冬回国抵广州，先在中山大学任教授、系主任、法学院院长，后参加北伐革命。

父亲在高等学府读书时间不可谓短,从1915到1926年，10余年间，父亲一直过着穷学生的生活，读书勤奋。他告诉我：“在北大读书时，确实很用功。”在留学欧美时，经常半工半读。在美国他干过在食堂洗盘洗碗的工作，在农场做过季节工，采草莓，收、剥豌豆等。他到达德国时，德国正处在一战后的经济萧条，生活极为困难。他住的房间在严冬也不生火，只能在临睡前请房东太太用长把热熨斗把被子熨热。食品也十分匮乏。即使在生活艰难的环境中，父亲仍十分珍惜学习的机会。他曾谈到德国、法国的图书馆条件很好，资料丰富，查阅借阅方便。他充分利用这些条件，潜心读书，并开始从事写作和翻译。他在留法期间著有《国际经济政策》一书，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他曾和我提及他喜爱的达尔文的一句格言，大意是：我从不把半小时看做微不足道的时间。我想这是父亲自勉的格言，也是他求学时所悟出的道理。

父亲的青年时代，正是辛亥革命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我国扩张其势力继续瓜分中国的时代，是一个丧权辱国、内乱不休、国家危难的时代。父亲在北大学习时，蔡元培先生于1916年底到校任校长，提倡“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这对新思想的传播是有利的。北大的各种学生社团纷纷成立，各种刊物涌现。要求“打倒孔家店”，冲破封建思想文化的禁锢。西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在青年知识分子中有着极大的影响。中国的事怎么办？这是困惑他们那一代人的大问题，他们在努力探寻答案。父亲在此时逐渐形成了“教育救国”的思想和主张：普及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求生存，振兴中国。

他在山东省主持教育厅工作长达15年，努力兴办地方教育，鼓励私人办学。尤其注重师范教育，办了八九所乡村师范学校，并为山东大学的建立十分尽力。当年山东大学虽名为国立，但其经费绝大部分由省里供给。父亲任教育厅长时，一任任的省主席大多为行伍出身，对他态度冷淡，多有排斥，还时不时地缩减教育经费。在韩复榘任主席之初，财政厅长王向荣、秘书长张绍棠就极力要缩减教育经费，省政府官员全部赞同。父亲坚决反对，据理力争，并整顿全省各地教育款项和校产，建立各级教育基金的保管、稽核组织和制度，按田赋丁银带征教育附捐等。在当时的国民党腐败统治下,这些制度的执行中肯定问题不少，而父亲不改初衷，可谓用心良苦。

父亲一生十分尊重教师，曾和许多教育工作者结交，并与其中一些成了朋友。

勇于改过 学习到老

1946年至1948年父亲在北平任职期间，北平的大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着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游行示威活动，师生们的爱国运动蓬勃发展。父亲逐渐意识到自己已经走到对立面了。由于他是一个爱国者，一个敢于面对历史和现实的人，他认识到前半生的弯路不能再走下去了。

1948年夏，他被免职后，曾被任命为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政务委员。父亲毅然拒绝，并告诉家人，自己在人生走过的道路中有许多错误之处，现在，人民盼望着解放，中国解放已成定局，他不能再错下去，向死路上走。从而他积极地、不遗余力地为和平解放北平奔走，他想，一定要为人民办点事。

当年，我已是初中学生，但仍不能全部理解他们谈论和所做的事。几年后,我读到1949年2月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代表们中的一个是前北平市长何思源……不管他过去做得怎么坏，这一次总算做对了……他们总算代表了真正的民意。”我才理解父亲当年为和平解放北平而奔走的意义。据说电讯里这些话都是毛泽东主席说的。

50年代初期，父亲到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了一段时间。从他读过的马列著作、毛主席的著作和课本上面用红蓝铅笔划的记号，以及他的读书笔记看，父亲是认真读书和思考的，他在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与此同时，他虽已55岁，又开始学习俄语，进步很快。他虽未能掌握俄语的会话，但阅读、俄译汉笔译达到了一定水平，并从事了这方面的工作。

他先是到人民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1957年调世界知识出版社工作一年余，后改任全国政协会刊编辑部主任。1960年他年事渐高，患动脉硬化症，又值我国困难时期，故回家休养。父亲在近10年的编辑岗位上，辛勤地翻译、编译和写作，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也出版了一些著作。

1954年开始,父亲历任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他积极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学习、视察、考察活动，曾先后赴天津、河北、山西、云南、福建、四川等地。每次考察活动后他都要认真整理笔记，有时写成文章，如《天津市的劳动改造工作》《视察归来答客问》等。

应当特别提及的是，父亲在1956年参加陈毅元帅率领的赴藏庆祝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的中央代表团。进藏时还没有通航，而是一路从甘肃经青海乘坐苏制吉普车入藏,并由拉萨到达后藏日喀则。此行使父亲深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确。他亲眼目睹在高原修建公路的解放军工作、生活之艰苦，入藏官兵、广大职工的纪律严明。他在途中及回京后，先后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了《从西宁到拉萨》《从拉萨到江孜》《从拉萨坐飞机回来——试航班第一架》等多篇文章。看来父亲当年也够有勇气的，试航抵拉萨第一架飞机返航时，他竟敢当一名乘客！父亲将此行的见闻写入一本小书《西藏记行》,于1957年由三联出版社出版。

父亲也积极参与对台广播工作，并为中国新闻社撰稿介绍新中国的发展和情况。他殷切期望祖国的统一。

建国后,父亲得到了工作的机会，能为新中国建设尽一分心出一分力是他最大的欣慰。他逝世后，新华社发了消息，对他的一生做了公允的评价。

父亲晚年看到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祖国在新的历史时期各个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更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路线。可惜他早走了几年，若能看到今日祖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辉煌历程和成就，若能看到北京市、家乡山东省经济的发展，城乡面貌的巨变，人民生活的改善，特别是香港的回归，他将是何等的欣慰。

【来源：《春秋》1997年第4期。作者何鲁丽（1934-2022），第九、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第八至十届中央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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