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岁这年，妻子以“起夜太吵”为由让我睡客房。

起初以为只是照顾她更年期失眠，三个月后我才惊觉，我们的婚姻在走向慢性死亡。

她不再问我腰还疼不疼，不再等我下班吃饭，连对视都像陌生人。

我才知道，原来分房睡只有两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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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李建国，今年55岁，和妻子刘桂兰分房睡，刚好满三个月。

不是因为吵架，也不是因为谁犯了错，起初只是桂兰说我夜里起夜太频繁，每次开灯、下床的动静，都能把浅眠的她吵醒。

我自己也清楚，人过五十，肾脏功能不如从前，一晚上最少要起来两次，有时赶上喝水多，三四次也是常事。

加上我近几年夜里偶尔会咳嗽，不是大病，就是换季或受凉引发的干咳，一阵接一阵，确实闹人。

桂兰那几年正经历更年期，本身就失眠严重，躺下两三个小时睡不着是常态，好不容易眯着眼，稍微有点声响就会惊醒，醒了之后就再也难以入眠。

有天早上，她顶着浓重的黑眼圈跟我说，要不我去客房睡吧，彼此都能清静点，她能睡个安稳觉，我起夜也不用总憋着不敢开灯、不敢走路。

我没反驳，点了点头。

家里的客房不大，摆着一张单人床，还有一个旧衣柜，是当初儿子李小磊住的房间，他去年结婚搬出去后，这房间就空着，偶尔用来堆放杂物。

我简单收拾了一下，把杂物挪到衣柜里，铺好被褥，当晚就搬到了客房。

刚开始的几天，我还觉得挺自在，起夜不用蹑手蹑脚，咳嗽也不用憋着，不用再担心吵醒桂兰。

可没过一周，那种自在就被孤独取代了。

夜里醒来，身边没有熟悉的体温，听不到桂兰轻微的呼吸声，偌大的房间空荡荡的，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车流声。

我会下意识地摸一摸身边的位置，冰凉一片，心里也跟着空落落的。

白天在小区里遛弯，碰到同岁的老周，闲聊时说起分房睡的事，才知道他和老伴已经分房睡快一年了。

老周说，他老伴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一点噪音都承受不了，他夜里睡觉爱翻身，两人凑在一起谁都睡不好，索性分开，反倒清净。

“年纪大了，不比年轻时，怎么舒服怎么来，分房睡也不是什么大事，习惯就好了。”老周笑着说，语气里听不出太多情绪。

可我分明看到，他说起老伴时，眼神里少了几分亲昵，多了几分疏离。

那天回到家，我刻意观察了桂兰。

她依旧按部就班地做饭、打扫卫生、看电视，作息规律得像往常一样。

晚饭时，她会把我爱吃的菜夹到我碗里，却很少跟我说话，大多时候都是低头吃饭，偶尔刷几句手机。

晚上我回客房前，她只会随口说一句“早点睡”，没有多余的叮嘱，没有牵挂的眼神，就像在跟一个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室友说话。

我突然意识到，分房睡这件事，或许不只是为了彼此能睡个安稳觉那么简单。

那些看似合理的理由背后，可能藏着我们都不愿面对的真相，藏着被岁月慢慢消磨的感情。

我和桂兰是1991年结的婚，那年我26岁，她25岁。

我当时在临州市东风机械厂上班，是一名机床工人，虽然工作辛苦，但工资稳定，在当时算是不错的差事。

桂兰在市第一百货商场做导购，负责卖针织品，说话轻声细语，做事麻利细致，当时追她的人不少，她最终选了我。

我们的婚事办得很简单，没有盛大的婚礼，没有贵重的彩礼，只请了双方的亲戚和几个要好的朋友，摆了十几桌酒席。

婚房是机械厂分的家属房，一室一厅，不足五十平米，墙壁是简单刷的白，地面铺着水泥地，家具也都是凑合用的旧家具，可我们却满心欢喜。

那时候，我每天下班都很早，会提前去商场门口等桂兰下班，然后牵着她的手，慢慢走回家。

路上会路过一个小吃摊，我总会给她买一串糖葫芦，或是一个烤红薯，她吃得一脸满足，挽着我的胳膊，有说不完的话。

夜里，我们挤在一张一米五的小床上，哪怕翻身都要小心翼翼，却觉得无比踏实。

桂兰怕黑，每天晚上都要开着一盏小夜灯，我会抱着她，跟她聊厂里的趣事，聊商场里的顾客，聊我们以后的日子。

她会靠在我怀里，安安静静地听着，偶尔插几句话，声音温柔又轻柔。

我们约定，等攒够了钱，就把房子重新装修一下，再添几件新家具，然后生一个孩子，一家三口，好好过日子。

1994年，儿子小磊出生了，家里的氛围变得更热闹了，也更忙碌了。

小磊小时候体质不好，经常半夜发烧、哭闹，每次都是桂兰第一个醒来，抱着孩子哄，给孩子量体温、喂药。

我也想帮忙，可桂兰总说，我第二天要上班，还要操作机床，不能休息不好，让我好好睡，她一个人能应付。

有好几次，我半夜醒来，看到桂兰抱着小磊坐在床边，眼睛通红，满脸疲惫，却依旧温柔地拍着孩子，哼着摇篮曲。

我心里又心疼又愧疚，只能在早上提前起床，做好早饭，然后帮着桂兰照看孩子，让她能多睡一会儿。

那几年，虽然日子过得拮据，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可我们的心是贴在一起的。

哪怕累得浑身酸痛，只要看到对方的笑容，看到孩子安稳地睡着，就觉得所有的辛苦都值得。

小磊上幼儿园后，桂兰重新回到商场上班，我们分工合作，我负责赚钱养家，她负责照顾孩子、打理家务，日子过得平淡却充实。

我以为，这样的日子会一直持续下去，我们会一直这样相互扶持，走到老。

可我没想到，变化会来得这么快，这么悄无声息。

2008年，东风机械厂改制，很多老员工都被裁掉了，我也没能幸免，成了下岗工人。

那年我43岁，小磊刚上高中，学费、生活费开销不小，家里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全压在了桂兰身上。

桂兰依旧在商场上班，只是那年商场效益不好，工资降了不少，勉强够维持家里的基本开销。

我没闲着，每天天不亮就出去找工作，人才市场、劳务市场，我跑了一遍又一遍，却屡屡碰壁。

我做了一辈子机床工人，没有其他的技能，加上年纪大了，很多单位都不愿意要我。

有的单位招保安，要求年龄在40岁以下，我不符合；有的单位招搬运工，强度太大，我身体吃不消；还有的单位招学徒，工资太低，根本不够补贴家用。

每天晚上，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看到桂兰忙碌的身影，看到她眼里的疲惫和担忧，心里就像被针扎一样难受。

桂兰从不主动问我找工作的情况，可我知道，她心里很着急。

偶尔我跟她说起白天找工作的碰壁经历，她也只是淡淡地说一句“再找找，总会有合适的”，没有抱怨，却也没有安慰。

那段时间，我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

晚饭时，两人低着头吃饭，很少说话；晚上回到房间，也是各自玩手机，或是躺着发呆，没有了以前的闲聊，没有了亲密的举动。

我能感觉到，桂兰对我有失望，那种失望，不是挂在脸上，而是藏在眼神里，藏在不经意的语气里。

我知道，她不是嫌弃我下岗，而是担心我们的日子过不下去，担心小磊的学费、生活费没有着落。

可我无能为力，只能一遍又一遍地跑人才市场，一遍又一遍地投递简历，哪怕希望渺茫，也不敢放弃。

就这样熬了半年多，在朋友的介绍下，我找到了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在临州市郊的一个建材仓库，负责货物的清点、入库和出库。

这份工作工资不高，每个月只有三千多块钱，而且上班时间不固定，有时候要加班到很晚，甚至要值夜班，但我已经很满足了，至少有了一份稳定的收入，能帮桂兰分担一点压力。

可这份工作，也让我们的作息彻底错位了。

我值夜班的时候，晚上要去上班，白天回家补觉；桂兰是正常上下班，白天上班，晚上回家休息。

我白天补觉的时候，哪怕关紧门窗，也难免会发出声音，桂兰下班回家，要做饭、打扫卫生，也会影响我休息。

刚开始，我们还会相互迁就，我尽量压低声音，桂兰也会轻手轻脚。

可时间久了，迁就变成了抱怨。

桂兰会说，我白天睡觉太沉，喊我吃饭都喊不醒，家里的事一点都帮不上；我会说，她下班回家动静太大，影响我休息，导致我晚上上班精神不好。

我们开始偶尔吵架，吵完之后，就是更长时间的沉默。

我以为，等小磊考上大学，等我们的日子慢慢好起来，等我换一份作息规律的工作，我们之间的关系就会回到从前。

可我错了，有些裂痕一旦出现，就很难再愈合，有些疏远一旦开始，就再也无法挽回。

2013年，小磊考上了省城的大学，离开了家。

儿子走后，家里一下子变得空旷起来，只剩下我和桂兰两个人。

按理说，我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不用再为儿子的学习、学费操心，终于可以好好享受二人世界，可我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因为儿子的离开而变得亲密，反而越来越疏远。

桂兰那年47岁，更年期的症状越来越明显，失眠、烦躁、易怒，一点点小事就能让她发脾气。

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各种小毛病，除了夜里起夜频繁，还多了咳嗽的毛病，偶尔还会腰酸背痛，睡眠质量也大不如前。

我夜里起夜，哪怕再小心，也会吵醒桂兰；我咳嗽的时候，她会皱着眉头，一脸不耐烦，说我吵得她睡不着。

我跟她说，要不我去医院看看，开点药调理一下，她却淡淡地说，人老了都这样，看也没用，纯属浪费钱。

慢慢地，桂兰对我的不耐烦越来越明显。

我吃饭速度快了，她说我狼吞虎咽，没规矩；我看电视声音大了，她说我吵得她头疼；我跟小区里的老伙计们闲聊，回来晚了一点，她说我整天不务正业，不顾家。

我知道，她的烦躁有一部分是更年期引起的，可我也能感觉到，她对我，已经没有了年轻时的包容和偏爱。

我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局限于柴米油盐，局限于儿子的近况，再也没有了年轻时的畅谈，再也没有了心与心的交流…

有时候，我们一整天都说不上几句话，哪怕坐在同一个沙发上，也是各自刷着手机，互不搭理。

2016年，我们用攒了多年的积蓄，加上小磊工作后补贴的钱，在临州市区买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房子，终于告别了那个狭小的家属房。

新房子很大，采光也好，两个卧室宽敞明亮，还有一个大大的客厅，按理说，我们应该更开心，可我却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比以前更远了。

搬新家的那天，桂兰把客房收拾得干干净净，跟我说，以后我们就分房睡吧，她住主卧，我住客房，彼此都能清静点，不用再相互影响。

我当时心里一沉，想说点什么，可看着桂兰坚定的眼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