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烟草带来的社会成本已经远远超过其贡献的税收，为什么全面禁烟的那一天却迟迟没有到来？从东京用了近二十年才完成的禁烟政策转型，到上海如今面临的室外油烟困境，或许能帮我们理清这个问题背后的治理逻辑。
近一两个月以来，我在与二手烟作斗争的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阻力，也产生了一些困惑与思考。就以我现在居住的小区为例，几位保安经常在小区大门口或几栋居民楼的墙角抽烟。
由于我所在的楼层较低，每天都会有二手烟顺着窗户飘进家中。小区物业是否也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这些烟民？
这就类似于此前上海地铁或高铁的工作人员在回应我的投诉时所说的那样，他们也很讨厌地铁口或站台上抽烟的人，但最多只能督导劝阻，而没有罚款权。
因此，本期将从这些问题入手，以上海为例，探讨未来更加落地的禁烟政策方向，以及如何驳斥一些常见的支持二手烟存在的观点，比如航母论或工人要休息之类的说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很常见的三手烟具象化的体验，我在此分享一个秘密。
我现在每天出门，包里起码都要塞上三片口罩。因为我发现，如果戴着口罩走过一片有二手烟的区域，这片口罩摘下之后就基本上没办法再戴上使用了，因为再次戴上时它会臭不可闻。
换言之，这片过滤过油烟的口罩，就成了一个很直观的三手烟污染物。所谓油烟，就是烟民一边走路一边抽烟所产生的油动的二手烟雾，简称油烟。
我戴口罩的这种经验已经有两三年之久了。从技术层面讲，为什么过滤过油烟的口罩会臭不可闻？
这是因为香烟的烟雾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气体，它其实含有许多挥发性化合物以及微小颗粒。即便我平时戴的都是很薄的一次性医用口罩，在烟雾经过时也会有一部分颗粒被截留下来，许多化学物质会吸附在口罩纤维的表面。
根据我看到的一项2022年针对烟雾污染纺织物的研究，研究人员从暴露在二手烟雾中的纺织物释放物里，识别出了66种烟草烟雾的相关成分，比如吡啶、甲苯、二甲苯、萘以及尼古丁等等。这些烟草烟雾成分当中，有一些物质的嗅觉阈值是非常低的。
所谓嗅觉阈值，是指能够引起人类嗅觉最小刺激的物质浓度，也就是鼻子刚好能闻到某种气味时的最低浓度。比如吡啶，它是烟草气味的重要成分，也是一种致癌物。
它的嗅觉阈值较低，意味着浓度大概在十亿分之几的时候，人类就可以闻到它的气味了。
所以当我戴过一片口罩闻过油烟之后，再重新戴上这片已经成为三手烟载体的口罩时，所闻到的那股臭味，就是此前二手烟中的化学物质附着在口罩上，又重新挥发出来被我吸入的过程。
换言之，三手烟这个概念的意思，就是二手烟飘到某个物体上面之后，污染物留在物体表面，再从表面慢慢释放出去。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出门需要备着三片口罩，因为上班路上用过的口罩，下班时肯定戴不了。
而购买口罩的费用由我自己承担。再加上我开头提到的，现在住的小区经常有二手烟从窗户或门口飘到家里。
所以今年我不得不花了几千块钱买了一台空气净化器。这个成本同样是我自己承担。
这种成本在经济学里其实已经有一个现成的概念，叫作外部成本。意思是一个人做了一件事，但这件事产生的一部分成本并非他自己承担，而是转嫁给了其他人。
二手烟、三手烟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烟是那位保安买的、抽的，但我为了躲避他的烟而多买的口罩或空气净化器，以及由此产生的时间消耗，去一趟医院来回也是不小的时间成本。
这些金钱、时间或健康上的成本，都出现在我的账单上，而不是那位保安的账单上。这是微观层面的成本。
从宏观层面来讨论的话，二手烟、三手烟的成本其实是可以被统计出来的。此前的内容讲过二手烟的外部成本计算问题。
今天再补充一项内容：我看到一篇针对泰国的论文研究提到，2017年仅在家庭二手烟暴露这一项上，所造成的医疗支出、误工及过早死亡等经济损失就超过了2亿美元。
而且研究者估计，整个家庭二手烟暴露所造成的吸烟经济成本当中，有7%是施加在了与吸烟者共同居住的非吸烟者身上。当然，家庭伴侣的选择，我们很难对个体进行干涉或发表什么观点，最多能做的是通过公共讨论来打破一些信息差。
接下来的讨论将更多聚焦于公共场所禁烟需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提出一个无奖问答：大家猜一猜，整颗地球上二手烟污染最严重的国家或地区是哪里？
答案并不难猜。如果按照暴露总人数来计算，这个答案很明确就是中国。也就是说，全球每4个二手烟暴露者当中，差不多就有一个在中国。
如果按暴露人口比例计算，中国倒不是排名第一。2023年全球二手烟暴露率整体大概是33.9%，暴露比例最高的一批国家主要集中在太平洋岛国，比如基里巴斯、图瓦卢等等，这些地方的二手烟暴露率都超过60%。
但从大的区域来看，东亚仍然是全球二手烟暴露最严重的区域之一，2023年的二手烟暴露率大约是40.84%，差不多每两个人中就有一人暴露于二手烟。而且这里面还存在一个非常明显的性别差异。
从全球数据看，女性的二手烟暴露率为37.3%，男性为30.6%，比女性还要低。如果看东南亚、东亚、大洋洲的数据，女性的二手烟暴露率高达59.5%，男性则是37.4%。
这一数据很能说明二手烟的一个基本特征：抽烟的人与承担二手烟危害的人往往不是同一批人。也就是说，中国的吸烟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高度男性化的行为。
当然也可以这么说，另外一半不吸烟的男性，和多数女性一样承担着二手烟对健康的危害。根据这个数据，我们就可以来讨论如何反驳常见的维护吸烟的第一类说法。
即烟民对国家产生了很重要的贡献，因为烟草税可以养航母。刚才提到烟草在疾病层面对中国造成的经济损失，16年累计预估大约是16.7万亿人民币。
之所以强调仅在疾病层面，是因为这里面还有许多别的损失，比如烟头造成的火灾等等。烟草造成的经济损失至少16.7万亿。
而一艘航母的造价，根据我找到的公开数据，美国最昂贵一档的航母——杰拉尔德·福特号，美国国会研究处给到的最终采购成本大概是133亿美元一艘。稍微换算一下单位：16.7万亿人民币按2018年汇率估算，大概是2.3万亿美元的疾病损失。
再除以一艘最贵航母的133亿美元，烟草所造成的疾病层面经济损失，大概相当于173艘福特级航母。所以"烟草税能养航母"的论调当然就不攻自破了，因为造成的损失能购买更多的航母。
当然，即便列举出这些数据，吸烟支持者（当然以烟民为主）大概率也会充耳不闻，或进一步反驳，让我们进入一个自证的陷阱。针对此类观点，我个人认为最有效的反驳有两条思路。
第一条思路：既然你这么关心航母，那你应该支持提高违规吸烟罚款的金额，因为罚得越多，相当于财政收入就越多。你
同样可以很光荣很自豪地觉得自己在养航母。以前只交烟草税是养一份力，现在交烟草税还交罚款，那就是养两份力，加倍的支出，加倍地养航母。
第二条反驳思路比较严肃一些：即便你买烟交了烟草税，但你交税买的是烟，不是公共空间的空气污染权。无论交任何名义的税，都不等于拥有伤害别人的权利。
根据这两条思路，就引出我今天最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我认为上海禁烟政策未来亟需发展的一个方向，就是增加罚款执行力度，以及推广定点吸烟。什么是定点吸烟？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这个道理就类似于朋友训练家里的小狗定点尿尿——小狗必须在指定的地方排泄，如果去错了地方，就可能受到惩罚。起码在上海制止室内吸烟的成功率，要远高于我在大陆其他城市（比如重庆、绍兴）的体验。
但是这条政策其实也变相给了油烟更多滋生的空间。即室内不让我抽，我就到室外随便抽；餐厅不让抽，我就站在餐厅门口抽；高铁不让抽，我就到高铁站台猛抽。
所以上海现在的室内禁烟政策，阶段性当然是有效的，但在未来，下一步其实不应是继续扩大禁烟区，而是直接反转规则。即所有公共空间，无论室内还是室外，默认都应禁烟。
只有在政府专门设置的吸烟点、吸烟区、吸烟处才能合法吸烟。只要没有在指定的吸烟点，你就不能点燃那根烟。
如果实在忍不住打开了打火机嘬了一口，或用电子烟嘬了一口，就要接受罚款的惩罚。说到电子烟，我发现这两年在上海的地铁以及商场，经常看到有人拿出电子烟嘬两口，然后又塞回包里的情况，实在非常讨厌。
如果把视野放到整颗地球上，刚才提到的"定点吸烟、违规就罚款"的政策，其实在世界上很多文明城市都在施行，比如日本东京。
根据东京都涩谷区区政府的官网信息，他们在2003年8月就制定了《涩谷区吸烟规则》，提出"为了提升吸烟者的道德和礼仪，规定步行禁止吸烟，并倡导到指定区域吸烟"。所以早在2003年，也就是23年前，日本就开始限制油烟了。
步行禁止吸烟，就是不能边走路边抽烟。相信很多朋友都有过那种走在路上、前面的人边走边抽烟、不快速超过他就得一直闻尾气的糟糕体验。
该官网进一步介绍：在2003年政策的背景下，鉴于频繁缺乏礼貌以及人们对被动吸烟（即二手烟）认知的日益增长，相关对策和措施得到进一步加强。从2019年4月起，他们修订了《涩谷区清洁城市条例》，确定了《涩谷区吸烟新规》。
新规规定户外公共场所禁止吸烟，且仅允许在指定区域吸烟。此外，还设立了对公共场所吸烟的处罚。
他们官网这样写道：在涩谷区，将通过巡逻警员的罚款收集和公共吸烟区的建设，从非吸烟者的角度营造健康的环境，违法吸烟者单次罚款2000日元。2000日元大约相当于84元人民币。
接着我在他们的政府官网看了许多数据，整个涩谷区政府真的靠吸烟罚款搞到了一些财政创收。比如仅2025财年，涩谷区就开出了27516件陆上吸烟罚单。
除涩谷区外，东京的其他一些区也是类似的做法，比如千代田区，基本整个区都是路上禁烟的，如果在道路或公共空间抽烟，同样会被罚款2000日元。所以如果我们的烟民去到东京，可能就没办法理直气壮地说"我又没在室内抽烟，你凭什么管我"了。
仅根据日本东京的这个案例，我们其实可以浅浅得出两个结论。第一个结论是：禁烟事业确实没有办法一蹴而就。
还有一点让我觉得很敬佩的是：涩谷区从2026年开始，在代代木栈东口等地方开始做"AI摄像头+行为识别+语音提醒"的实验。比如你走出地铁站口，开始准备抽烟，AI摄像头会捕捉识别到这个行为，然后在旁边语音提醒你不要把打火机点燃。
这么一来，"科技改变生活"的理念才真正得到了落地。而且根据这份资讯，涩谷区之前这么大一个区只有30多位巡逻人员，确实存在一定的人手不足问题，这个问题在AI整套方案落地之后也会得到一些缓解。
禁烟从来不是"个人有没有素质、烟民有没有素质"这么简单的问题，现代禁烟的重点在于城市有没有把规则设置清楚、设置科学。而回看国内整体的烟草账本，损失大于收益的拐点其实早已悄然到来。
早在2018年，烟草相关疾病的总经济负担就已超过税收贡献；到了2020年，权威测算显示吸烟引发的直接医疗费用及劳动力失能等经济损失总额高达2.43万亿元，意味着每征收1元烟草税，社会就需承担约1.6元的隐性成本。
然而控烟始终被归为公共健康问题，而不是财政经济问题，核心原因在于烟草带来的损耗长期处于隐性、分散的状态，而烟草税收则是直观、稳定、可落地的财政收入，天平的两端从一开始就并不对等。
更棘手的是，烟草行业有着极强的市场自适应能力，足以对冲控烟带来的销量下滑压力。
所以控烟从来不是简单的公共健康问题，而是牵扯财政、就业、民生、医疗、社会文化的系统性议题，就像东京花了近二十年才从礼仪倡导走向巡逻罚款一样，中国的控烟变革也注定是一场漫长的拉锯战。
未来的改革路径将会是渐进式的分层治理：通过提高烟草消费税、联动税价抑制消费，将吸烟行为与医保费率、报销比例挂钩，依托电子烟等新型产品实现减害替代，再从党政机关、学校、一线城市示范区逐步推开禁烟管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