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千年暗室，一灯能明”，本是说真理如明灯，能穿透长久的蒙昧。可在明朝，被寄予“照见治世”厚望的科举制度，却把“朱熹之学”这盏灯，变成了士大夫装点门面的“走马灯”——笔下全是圣贤语录，口中尽是道德箴言，行事却与所言背道而驰。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在官场大行其道，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要理清这层脉络，得先看明朝科举的“游戏规则”。明太祖朱元璋定鼎天下后，深感思想统一对皇权稳固的重要性，干脆将朱熹集注的《四书》《五经》定为科举考试的唯一准绳，甚至下旨“非朱子之传义不敢言”。这一规定，直接将儒学的探索之路堵死，变成了“标准答案”的背诵竞赛。
八股文的桎梏，将思想的探索彻底变为文字的填空最典型的便是八股文的桎梏。士子们要想通过科举入仕，不必深究“仁”的内涵、“礼”的本质，只需把朱注内容背得滚瓜烂熟，再按照“破题、承题、起讲、入题、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固定格式填充，就能炮制出符合要求的文章。万历年间的学者顾炎武曾记载，有士子为应付考试，将朱注《四书》缩编成“袖珍小本”，考场之上偷偷翻阅，竟也能高中。这种情况下，朱熹之学从“修身之学”彻底异化为“应试工具”，它的生命力被抽干，就像农户为卖相给青枣喷催红剂，表面光鲜，内里毫无滋味。
士子们十年寒窗，钻研的不是“如何成为君子”，而是“如何把朱注的话说得更漂亮”。他们的文章里，“仁义礼智信”字字铿锵，“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句句恳切，可这些话对他们而言，不过是通往仕途的“敲门砖”，而非需要践行的“人生指南”。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李春芳，科举时文章写得“醇正典雅，句句合朱注”，其中“以公心待天下，以仁心抚万民”的句子更是传遍朝野。可他入仕后，却一味依附权臣严嵩，为保官位对严嵩的贪腐行径视而不见，甚至主动为其草拟吹捧皇帝的奏疏，与文章中的“公心”“仁心”判若两人。
更关键的是，科举的“指挥棒”只考核“说”的能力，完全不检验“做”的成效。明朝科举阅卷，考官看重的是文辞工整度、引注准确度、立意贴合度，至于考生平日品行如何、是否言行一致，几乎无人过问。这种“重言轻行”的导向，催生了极致的功利主义。
成化年间的进士王越，便是典型代表。他少年时品行不端，曾因偷邻居家的鸡被抓，却在科举考场上写出“修身慎行，方为君子之基”的妙文，一举高中。入仕后，他更是将“说一套做一套”发挥到极致——在奏疏里痛斥边将贪墨，自己却私吞军饷数十万两；在朝堂上高呼“为国尽忠”，却暗中勾结宦官谋取私利。即便劣迹斑斑，可他每次上书都引经据典、言辞恳切，竟一路做到兵部尚书。反观同期的学者章懋，躬行儒学，赡养孤寡、兴修义学，可因科举文章“稍越朱注范畴”，仅中二甲，一生只做过地方小官。一正一反的对比，清晰地告诉世人：在明朝科举体系里，“会说”比“会做”重要百倍。
当“说漂亮话”成为入仕的唯一捷径，士大夫群体自然会形成“说做两隔”的生存智慧。官场之上，朱熹之学不是信仰，而是“政治正确”的护身符。上司考察下属，先看奏疏里的道德高调；同僚相处，必以圣贤语录作为寒暄的开场白。久而久之，“大话、套话、空话”成了官场通用语，谁真按“圣贤之言”行事，反而会被视为“迂腐”。
明朝中后期的海瑞，就是这种生态的“牺牲品”。他秉持“知行合一”，在奏疏里骂嘉靖皇帝“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不是空喊口号，而是真的做到了廉洁自律——官至应天巡抚，穿的是粗布衣服，吃的是粗茶淡饭，母亲过生日才买二斤肉。可这样的“真君子”，却一生被贬谪七次，始终游离在官场核心之外。而与他同期的徐阶，文章里“忠君爱国”不离口，私下却兼并土地达二十四万亩，纵容子弟横行乡里，可凭借“会说话”“会办事”（实则会钻营），稳坐内阁首辅之位二十余年。海瑞的遭遇与徐阶的得志，恰恰印证了当时的官场生态：真诚者被排挤，虚伪者得重用。
更可怕的是，“两面人”文化会形成恶性循环。靠“假道德”上位的官员掌权后，会进一步强化“重言轻行”的规则——这是他们的安身立命之本。他们选拔下属，优先选“会说话”的人；制定政策，以“政治正确”为首要标准，而非实际效果。
崇祯年间，李自成起义军逼近北京，朝堂之上，官员们个个慷慨陈词，“愿与社稷共存亡”“臣愿领兵御敌”的奏疏堆成小山。可当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皇帝自缢煤山时，那些高呼“忠君”的官员们，转眼就排队向李自成投降。其中，曾写下“君辱臣死，此天地大义”的翰林院编修周钟，不仅主动投降，还为李自成起草登基诏书，骂崇祯“独夫民贼”。那些曾经的道德箴言，最终成了他们最讽刺的注脚。
回头再看“千年暗室，一灯能明”的古语，其实“灯”能否照亮暗室，关键不在于灯本身有多亮，而在于人们是否真的用它来照明。朱熹之学本是蕴含修身智慧的思想体系，就像一盏好灯，可明朝科举却把它变成“仅供观赏的摆件”，士子们只学“灯的样子”，不学“灯的用途”，最终让整个官场陷入“人人说灯，却无人点灯”的深邃黑暗。
明朝的教训足够深刻：任何思想或制度，若只停留在“口头”，不与“实践”结合，最终都会沦为虚伪的工具。当“说”与“做”的评价标准严重脱节，当功利主义取代价值信仰，别说培养君子，就连基本的人格底线都会被侵蚀。
就像清代学者戴震评价的那样：“以理杀人，其祸甚于以法杀人。”这里的“理”，便是被科举异化的朱注教条。它看似高尚，却成了束缚人心、滋生虚伪的枷锁。而真正的“明灯”，从来都不是挂在嘴边的教条，而是刻在骨子里的知行合一，这或许就是明朝科举留给我们最珍贵的启示。
历史是一面镜子，照见的不仅是过去，更是我们自身。 当我们今天审视各种“考试”与“选拔”，是否也需警惕：我们是在点燃真正的明灯，还是在制造新的、更精致的“走马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