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7月11日，灵棚里摆满白菊，挽联悬在通往灵堂的走廊。追悼会刚开始，就有人轻声念出王季范的生卒年份。台下的悼念者不多言，神情肃穆。一位湖南来京的老乡悄悄说：“老人家一生清白，一生硬气。”此刻，中南海里收到的花圈也正被抬进会场，上面两行字异常醒目——“九哥千古，毛泽东敬挽”。

追悼会的肃穆气氛，把与会者的思绪一下子拉回二十多年前的那个秋天。1950年9月，北京站月台还闻得到煤烟味，王季范携两个孙辈刚下火车，就被迎面而来的中央办公厅工作人员请上轿车。那时的他六十七岁，背有些微驼，心里却打着小算盘：得赶紧给毛润之说清楚，自己不是来享清福的。

车子拐进中南海时，夕阳照在水面。毛泽东站在丰泽园门口，特意往前走了几步迎接。寒暄没用多长，师生俩依旧沿用当年的称呼。谈到昔日读书事，毛泽东笑话他“还是那么认真”，王季范却摆摆手，“老饼啦，还想做点事。”这句话在院子里划出一道回声。

是夜，菊香书屋里点了两盏台灯。毛泽东把一本刚印好的《共同纲领》递过去，请他挑刺；随后又轻轻放下杯子：“九哥，你要做事，我早有打算——政务院参事，合适不？”灯光映着王季范的长衫，他愣了一下，仍旧谦辞：“官大了，我担不住。”毛泽东没接话，只扯过旁边的信纸写了三行字：“贤才，法度，道德。”这正是王季范去年电贺长沙和平解放时提的建议，如今成了对他的新任职期望。

当晚的对话其实远不止这些。毛泽东压低声音，告诉他儿子王德恒已在湘西前线牺牲。那一瞬，老人嘴角颤抖，却没有哭出声来，只说了一句：“为了天下苍生，他去得其所。”寂静铺满房间，唯有窗外梧桐叶沙沙作响。

就职政务院参事后，王季范每月拿到三百万元旧币。换算成新币，能勉强维持一家六口的吃穿。秘书几次送补贴，都被他挡回去。“国家刚翻身，咱不能再伸手。”他这样说，也这样做。最豪华的衣裳是一件灰棉长衫，领口已磨白。毛泽东见状，量了尺寸，给他做了件黄呢大衣。老人收下，却只在开会或接待外宾时穿，回家立刻刷净折起。

北京的冬天冷，王季范常在火炉旁读《新湖南报》。报纸角落涂满红色划线，批注“此事可行”“需慎”。参事室里，他一连写出几十份意见稿，涉及教育、法制、粮食统购统销，字迹仍是长沙育群时期的行书。工作人员取走文稿，总要感慨一句：“王老，您写得真细。”

有意思的是，湖南乡亲上京探望，总想带些腊肉米粉。王季范一次次谢绝：“别破费，最好给我带几支家乡刷把，张妈洗锅用得着。”次年，几束刷把真被扔进车厢运到宣武门头发胡同，老人见了欢喜得像孩子。

1971年冬，毛泽东在菊香书屋闲谈，问他想不想回乡。王季范吟了句“思旧故以想象兮”，其实早已按捺不住那份乡情。翌年春天，他作为全国人大代表赴湘视察，名单上列了三十多位年逾古稀的老友。孙子王启发照单全收，甚至把住在深山的姨父背下山。韶山招待所里，老人和乡亲们促膝而坐，翻旧账，问长短，笑中带泪。

返京后，他精神越发矍铄，却在7月的一场闷热中无声离世。讣告很简单，只写了三件事：湖南教育家、政务院参事、第一至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熟悉内情的人都明白，这三行字背后还有一道深影——毛泽东学生的老师，王德恒的父亲，湖南进步青年的庇护者。

多年后翻阅档案，1950年那晚的“我早有打算”仍令人回味。新中国百废待兴，一纸任命把一个老教育家从板凳边拉到政务院桌前；而他回报的是朴素、节俭和几十份密密麻麻的建议书。简短一句对话，好像轻飘，却勾勒出国家与个人、师生与革命的双重信任。

世事翻篇，可那盏灯下的墨香仍在。王季范不曾留下豪言壮语，却用一身灰长衫、满桌草稿纸告诉后来人：建国初的岗位，不在大小，在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