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向反法西斯同盟国无条件投降。1946年1月19日，同盟国依据二战期间达成的国际协议，在日本东京设立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庭由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11个国家指派的法官组成。11国同时选派检察官参与案件追诉工作。法庭设立专项办事机构，负责庭审流程统筹、证据收集整理、证人传唤对接、庭审记录归档等事务。法庭制定明确的庭审程序与证据认定规则，确定审判对象为策划、发动侵略战争，实施战争暴行的日本甲级战犯。法庭组建流程遵循同盟国共同决议，各项工作按既定程序推进，完成审判前期的全部筹备事项。

法庭组建过程中，完成对审判管辖范围的明确界定。管辖时间划定1928年至1945年。时间划定参考1928年签署的《非战公约》。管辖针对日本军政高层实施的反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相关行为。各参与国按照既定分工，开展战犯名单梳理、证据材料搜集工作。中国检察官团队向哲濬一行梳理日本侵华战争期间的各类档案，整理日军在华实施暴行的相关文字记录、人员证言，提交至法庭证据审核部门。法庭对各参与国提交的战犯名单进行逐一核实，最终确定28名日本甲级战犯为庭审对象。庭审对象涵盖日本战时内阁成员、军事指挥高层、侵略政策核心制定者。法庭完成庭审场地布置、司法人员配置、后勤保障部署等工作，1946年5月3日正式开启庭审程序。

向哲濬中国检察官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庭审持续时长为两年零七个月。法庭累计开展庭审流程818次。法庭接收各参与国提交的证据材料共计4336件。法庭传唤证人出庭作证419人。出庭证人包括战争暴行幸存者、亲历者、参与军事行动的基层人员、相关事件档案保管人员等。证人按照庭审程序陈述事实，提交书面证言材料，接受控辩双方的问询。法庭安排专人对庭审全程进行文字记录，形成的庭审记录文档总页数达4.9万余页。所有记录经庭审参与人员核对确认后归档留存，作为后续判决的基础依据。

法庭依据庭审查证的事实，对日本对外实施的战争行为作出法律定性。法庭核查日本军政高层会议记录、军事部署文件、政策实施档案。法庭确认日本自1928年起，先后策划实施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等一系列对外军事行动。此类行为属于违反国际法的侵略战争。法庭在判决中确立反和平罪、战争罪、违反人道罪三项罪名，明确此类行为的司法认定标准。法庭结合证人证言、实物证据、档案记录，确认日军在南京实施的大规模屠杀、虐待平民行为。法庭确认日军在亚太地区实施的奴役战俘、掠夺资源、残害平民等行为。法庭将相关事实写入判决文书。28名被告中，2人审判期间死亡、1人因精神病中止诉讼。25名受审战犯全部定罪。7人处以绞刑，16人判处无期徒刑，2人判处有期徒刑。文书标注所有罪行对应的司法责任。

东京审判与欧洲纽伦堡审判同步完成。两场审判均针对法西斯势力的战争行为开展司法追责。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文书，明确侵略战争属于国际法禁止的行为。判决文书确定战争实施者需承担个人司法责任。相关认定内容纳入现代国际法体系。审判形成的司法原则，成为后续国际社会界定战争罪行、追究战争责任的参考依据。审判为亚太地区战后国际秩序的构建提供司法层面的支撑。日本作为战败国，需接受法庭判决结果，履行判决确定的相关义务。该事项成为日本参与国际社会事务的前提条件之一。

J国际社会部分主体对东京审判存在不同认知与行为表现。日本国内部分政治势力、社会群体，对法庭判决认定的事实提出质疑。日本国内相关势力通过修改教材、发布不当言论、举行相关政治活动等方式，否认日本侵略战争罪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实。此类行为引发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亚太国家及国际社会的关注。相关国家通过外交渠道、国际会议等平台，重申东京审判判决的法律效力与历史定论，强调侵略战争罪行的不可否认性。国际社会围绕此类历史认知分歧，持续开展外交对话与舆论博弈。相关议题成为影响亚太地区国家关系、国际秩序稳定的因素之一。

东京审判作为二战后国际司法追责事件，其判决结果具备国际法层面的效力。审判认定的日本侵略战争事实有完整证据链支撑。国际社会围绕东京审判的历史定论、司法效力，仍存在未达成共识的争议点。争议核心集中在日本国内势力对审判结果的否认行为是否合理、审判是否存在程序层面的疏漏、战后国际秩序依托审判构建的规则是否具备持续约束力等方面。部分观点认为审判是同盟国基于战争胜利的单方裁决。部分观点坚持审判是国际正义的司法体现。此类认知分歧长期存在，且与现实政治、外交议题相互交织。相关争议成为影响国际历史认知共识、地区和平稳定的持续性争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