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秋，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本名为《白话本国史》的中学教材。作者是声名卓著的史学家吕思勉。当师生们翻开书中“南宋与金朝和战”一章时，震惊地发现：精忠报国的岳飞被描绘为“拥兵自重的军阀”，而跪在西湖岳庙前的秦桧，竟成了“有识力、肯负责”的爱国政治家。

书中写道：“岳飞只郾城打了一个胜战，郾城以外的战绩，都是莫须有的”、“秦桧一定要跑回来，正是他爱国之处；始终坚持和议，是他有识力，肯负责任之处”。

这些颠覆性的论断在十二年后引发一场席卷全国的风暴——南京市市长石瑛于1935年3月5日签发训令，痛斥该书“诋毁岳飞，推崇秦桧，居心叵测”，并严禁全市销售和学校使用。

更激烈的场景出现在南京报界。《救国日报》主编龚德柏用特大号字体痛骂吕思勉是“汉奸”，而《朝报》则刊文为吕辩护，两家报纸持续一个月激烈笔战，最终闹上法庭。一本历史教材，为何掀起滔天巨浪？吕思勉这位史学巨擘，又为何对岳飞、秦桧作出如此惊世骇俗的评价？

颠覆性论断：教科书里的“军阀”与“能臣”

在《白话本国史》关于南宋的章节中，吕思勉提出了五点石破天惊的结论：

南宋军队实为乌合之众，岳飞等人部队“既未训练，又无纪律，全靠不住”，偶有小胜也无补大局。

大将掌控财政人事权实为割据军阀，中央被迫容忍。

岳飞战功被夸大，连著名的郾城大捷也“严重注水” 。

秦桧主持议和并非卖国，实属时势所迫却“大负恶名，真冤枉极了”。

唯有解除岳飞等人兵权后，“宋朝才可以勉强立国”。

书中细节更令人瞠目：金兵统帅宗弼渡江追击宋高宗时，吕思勉声称岳飞“始终躲在江苏，眼看着高宗受金人追逐”。对于秦桧，他则盛赞其政治眼光与手段：能看清金国统帅挞懒“可用手段对付”是眼力过人，解除韩世忠、岳飞兵权是“手段过人”。

这些观点并非吕思勉独创。1925年，胡适在《现代评论》撰文指出：岳飞等将领割据一方，朝廷无力供养军队，“宋高宗与秦桧主张和议，确有不得已的苦衷”，甚至直言“秦桧有大功而世人唾骂他至于今日，真冤枉也”。

清华宋史专家张荫麟同样对岳飞评价不高，他在考试中出题“论岳飞”，引导学生质疑传统形象。但吕思迈的教材将这种学术观点普及化，最终引爆了公众情绪。

军阀割裂的时代：一面扭曲的历史透镜

吕思勉并非凭空翻案。在《白话本国史》中，他坦承方法论：“根据着现代的事情，去推想古代事实的真相”。那么1923年的“现代事情”是什么？答案触目惊心：北洋军阀混战。

直系、皖系、奉系军阀割据一方，战火席卷全国。仅1920-1924年间就爆发直皖战争、两次直奉大战。吕思勉痛心疾首地写道：“现在满眼是骄横的军阀，从前偏有公忠体国的韩、岳、张、刘？那就人的性质，无从捉摸；历史可以不必研究了”。

他的学生钱钟汉后来点破：“先生用意不过是深感当时军阀势力之祸国殃民，加以南宋史料中对当时军人的拥兵自重确有反映，才据以抨击当时军阀”。吕思勉将现实焦虑投射到南宋——在他眼中，岳飞与吴佩孚本质上都是拥兵自重的军阀，而秦桧“解除韩、岳兵柄”恰似渴望中央集权的呼声。

这种借古讽今在1920年代知识界颇有共鸣。当时舆论界正激烈批判军阀，1922年《东方杂志》连发《裁兵运动》系列文章，梁启超更痛斥军阀是“民贼”。吕著出版时鲜有批评，反而广受欢迎，恰因其契合了时代情绪。

国难当头：从学术争议到政治事件

1931年9月18日，沈阳北大营的炮火彻底改变了中国。当日军铁蹄踏遍东北，“精忠报国”的岳飞迅速被重塑为抗日精神图腾。蒋介石在党内会议疾呼：“我们要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来造成一个中华民国的岳武穆！”

此刻吕思勉教科书中的“军阀岳飞”显得格外刺眼。舆论矛头直指吕思勉，商务印书馆不得不在1933年推出修订版，删改争议内容。但风暴并未平息。

1935年3月5日，南京市政府发布训令，将事件推向高潮。训令措辞严厉：“武穆之精忠，与秦桧之奸邪，早为千秋定论”，吕著“诋毁岳飞，推崇秦桧，是何居心，殊不可解”，要求教育部查禁该书。

媒体大战随即爆发。《救国日报》主编龚德柏斥责吕思勉“危害民国”，而《朝报》则刊文《从秦桧说起》为吕辩护。5月，龚德柏更以“外患罪”将吕思勉和商务印书馆告上法庭，指控其“贬低岳飞削弱抗日意志，为汉奸开脱”。

法庭成为理性最后的堡垒。法官判决书写道：吕书出版于1923年，远在九一八事变前，不可能是“为汉奸张目”，纯属“个人研究历史之评论与见解”，宣判吕思勉无罪。这场判决守护了学术自由的底线。

重塑的忠魂：岳飞形象的千年流变

其实岳飞身后评价的浮沉，一直映射着中国社会价值观的变迁。南宋时期，岳飞冤案平反后即被奉为忠义典范。元代虽未大加宣扬，但官方史书仍称他“文武双全”，地方官员甚至主持修复岳庙。

明代朱元璋采取了一个高明策略：一面肯定岳飞，一面为避免刺激蒙古族等少数民族，将关羽置于岳飞之上作为“军神”。文徵明则提出新见解：宋高宗才是杀岳飞主谋，秦桧只是执行者。

清代乾隆对岳飞形象的塑造影响深远。他六下江南屡次拜谒岳庙，题诗“正可乘机事恢复，谁知虚力废经营”，“万里长城空自坏，至今冢树恨难平”。更关键的是，乾隆在《岳武穆论》中强调岳飞“知有君而不知有身”的绝对忠君思想，这一解读使岳飞逐渐被套上“愚忠”枷锁。

1903年，《湖北学生界》杂志首次将岳飞称为“民族英雄”，以配合反清革命。而1920年代军阀混战时，岳飞又被吕思勉等学者视为“军阀”。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长沙会战指挥官薛岳在庆功宴上装扮成岳飞登场，此时岳飞已完全成为抗敌精神象征。

岳飞的评价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重构。元朝淡化其抗金事迹，清朝强调其忠君而非抗金，民国初年关注其军阀属性，抗战时期则凸显其民族气节。每一个时代都在重新解读这位南宋将领，以服务于当下的需要。

争议背后的史学家：吕思勉的坚持与妥协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吕思勉始终保持沉默。直到建国后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他才在自述中简短回应：“此书在当时有参考价值，今则予说亦多改变矣”，并强调书中内容“仅引《文献通考·兵考》耳”。

但更深层的坚持体现在1952年的思想汇报中。他写道：“其实欲言民族主义，欲言反抗侵略，不当重在崇拜战将，即予表扬战将，亦当详考史实，求其真相，不当禁遏考证也”。这位史学家至死守护着“求真”的学术底线。

在法庭判决后，吕思勉还是对教材作了修改。有学者如周作人为他辩护：“吕思勉所说与群众的定论比较的确有点‘矫奇立异’……至于意思却并不全错，至少也多有根据”。但更多学者如顾颉刚，一面称赞《白话本国史》是“一部极好的著作”，一面明确表示不同意其对岳飞的评价。

吕思勉的遭遇揭示了一个困境：当历史研究的客观性与时代的现实需求发生冲突时，学者应当何去何从？他的学生钱钟汉的评价格外中肯：老师“据以抨击当时军阀，得出一片面的错误结论”。借古讽今的笔法，终让历史真相付出了代价。

今天吕思勉的《白话本国史》仍在再版，只是其中关于岳飞的段落已按1935年法庭判决后的版本修订。当今天的读者驻足于西子湖畔的岳王庙，或可在心中自问：究竟是跪了八百年的秦桧更冤，还是那位因“借古讽今”而蒙受“汉奸”骂名的史学家更值得深思？

历史人物的评价如同棱镜，每个时代都折射出不同的光谱。吕思勉的学术勇气值得敬重，他的历史局限亦需理解。

在求真与致用之间，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史学家永远在寻找平衡点——这一思考本身，或许比简单的定论更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