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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陈锡联、张爱萍和杨勇三位开国上将，乘坐一架飞机到庐山开会。张爱萍的家
1959年，陈锡联、张爱萍和杨勇三位开国上将，乘坐一架飞机到庐山开会。张爱萍的家人到机场送行。陈锡联却一把抱起张爱萍的女儿，上了飞机，说跟我们一起上庐山开会。大家都很喜欢这个小姑娘。张爱萍说，这怎么行？中央开会不好违反规定的。杨勇却摆摆手说，如果有人问起，就说是我的女儿，让他们来找我好了。张爱萍的妻子急了，说连一件换洗衣服都没有带。陈锡联说，这还成问题吗？上了庐山再买一件。这幕场景是张爱萍的长子张翔、次子张胜后来在回忆文章里写下的——他们那天跟着母亲李又兰去西郊机场送父亲，亲眼看着陈锡联叔叔把小妹张小艾一把抱进伊尔－14的舱门。你要知道，1959年8月1日这班飞机飞向的并不是什么诗情画意的避暑之旅。张爱萍本来在西藏督导平叛，刚回成都想喘口气，先给总长黄克诚打电话请假说"总结没写完，不去了"，黄克诚起初准了假，几小时后又追来电话——中央规定，任何人不得缺席。他只能折返北京，和同样接到紧急通知的陈锡联、杨勇汇合，三人成为最后一批上庐山的军队中央委员。张爱萍这人，叶剑英说他"浑身是刺"，毛泽东说他"好犯上"，他是党内少有的敢当面顶撞、不肯曲意逢迎的人。可那天的他，对着老战友抱走女儿上专机，竟只是皱皱眉说"别违反规定"，到底没再拦。因为他懂——这三个在枪林弹雨里滚出来的老兄弟，陈锡联爽快仗义、杨勇粗中有细护短、他自己外冷内热，这种不分你我的亲昵，是他们那一代人用命换出来的交情，不是今天酒桌上碰个杯就能有的。杨勇那句"说是我女儿，让他们来找我"，听着像玩笑，骨子里是替张爱萍挡事儿——那时候谁都看得出风头在收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杨勇偏要替战友扛这点"违规"的责任。他是红三军团老人，彭德怀的老部下，抗美援朝最后一任志愿军司令员，刚从北京军区司令员任上被急召上山，心里对老首长彭德怀既有敬畏又有不忍，可在当时环境下许多话不能说、不敢说，这股仗义护友的劲儿，倒是提前在小女孩这件事上露了头。陈锡联更干脆，从小在红四方面军打仗出身，性格豪阔，最爱逗弄战友家孩子，他才不管什么"首长专机不准带家属"，觉得规矩是死的——到了庐山牯岭镇，拉着小姑娘逛合作社，挑碎花小裙子、凉鞋、小背心，一件一件买齐，比给自己置办军装还上心。据张家后辈回忆，小妹在庐山上玩了几天，被工作人员当成了某位首长的"千金"照看，谁也没真来追问，倒是三位上将在会场上，很快感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空气。他们上山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已近尾声，八届八中全会即将开幕，议题从纠"左"变成了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反党集团"。张爱萍拿到彭德怀那封信看了，私下跟身边人说写得好、实事求是，只可惜言辞稍有过激。轮到军队组发言，多数人抢着上纲上线，他只淡淡提了彭偶尔骂人训人，绝口不碰"反党"二字。会议结束返京，别人躲着彭德怀生怕沾边，唯独张爱萍坦然登上同一架飞机，一路跟落寞的彭老总寒暄说话——后来陈毅听说了，赞他"有翼德之风"。回头看机场抱孩子那一幕，格外叫人感慨。三个开国上将嘻嘻哈哈把人家闺女拐上庐山，像是硝烟散尽后难得的松弛，可他们不知道——或者说隐约知道却不愿多想——这趟上去，要面对的是同志变"反党"、老帅挨围攻、真话变罪证的冰冷现实。那份在旋翼轰鸣中抢过孩子说"我负责"的江湖义气，是那个年代高级将领之间残存的温度，也是乱局将至前，他们本能守住的最后一点人情味。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
1955年原定授予他大将，最后改授上将，长期在海军任职，晚年犯错被撤职，84岁逝
1955年原定授予他大将，最后改授上将，长期在海军任职，晚年犯错被撤职，84岁逝世。此人是谁？1993年8月20日，王宏坤在北京病逝。按周岁算，他84岁。这个名字在开国将帅名录里不算陌生，可他晚年的评价并不平整：一边是红军老将、海军上将，一边是“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1977年被免去海军第二政治委员职务。一个人身上同时压着战功和过错，这才是王宏坤这段人生最难写、也最值得看的一处。王宏坤原名王宏春，湖北麻城人，1909年生在大别山边上的农家。少年时参加农民运动，黄麻起义失败后又辗转回到红军队伍。到红四方面军时期，他已经从基层干部升到红4军军长。这个升迁速度，不只是资历好看，更说明鄂豫皖、川陕那些硬仗里，部队确实需要能带兵往前顶的人。1955年的军衔，不是把战功称一称就出结果。大将重在重要武装起义、主要根据地、主要红军部队、抗日战争主力部队、解放战争大战略区和建国后总部岗位等综合条件；上将同样要求红军时期师以上、解放战争纵队兵团军以上、全国解放后大单位主要领导。王宏坤履历很重，所以常被人拿来与大将标准比较。可真正落下来的，是海军上将。这件事不能只写成委屈，它更像一次组织衡量。他的堂兄王树声被授大将，两个麻城王氏子弟同在开国将帅中出现，天然容易被并置比较。兄弟名分越近，军衔差异越容易被议论，可授衔并不是家族叙事，它落到的是各自战争岗位、建国后职务和组织评价。看他的战争经历，确有硬气。抗战后，他任八路军129师385旅旅长，后来到冀南任军区副司令员。冀南不是山地，村庄、铁路、河渠交错，日伪军“扫荡”来得快，散得也快。王宏坤在这里学会了平原游击的腾挪。到解放战争，他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又兼桐柏军区司令员。1948年7月，他统一指挥中原野战军第6纵队和桐柏、陕南军区部队打襄樊，攻克樊城、襄阳，歼敌2.1万余人，俘获康泽。这不是边角战功，是中原战场上能改变交通和防线的一刀。新中国成立后，他的难题换了模样。1949年4月23日，人民海军在江苏泰州白马庙成立，起步时只有十几名干部战士和少量旧舰船，全部家底不过几千吨。一个从大别山、冀南平原和中原战场走出来的陆战将领，被调去管海军，这不是简单升迁，是把旧战争经验推到新军种面前重新考试。1950年4月，王宏坤任海军副司令员，后来又任海军第二政治委员。他在海军一干二十多年，赶上的正是人民海军从近岸、接收、修造、训练一点点往正规化走的艰难时期。1955年授上将，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也都在这一年落到他身上。若只看这里，他的人生像许多老红军一样，苦战半生，功名定格。偏偏政治风浪不按战功簿走。1966年3月，他任海军第二政治委员。此后海军内部斗争升级，萧劲光、苏振华等老同志受到冲击。到后来，官方评价给了清楚结论：王宏坤在“文化大革命”中犯有严重错误。这个评价很重，因为它没有把错误推给时代气候，也没有拿早年战功抵账。军队干部在复杂局面里站到哪里、跟谁走、说什么话，都会变成后果。1977年，他被免去海军第二政治委员职务，后来被撤销该职。1988年功勋荣誉章制度公布，其中规定，1937年7月6日以前入伍并在1965年5月21日前被授少将以上军衔，但1965年5月22日以后受降职、降级或撤职处分的，可授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王宏坤得到的是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这个安排很冷，也很清楚：革命战争中的功劳要承认，后来犯下的错误也要留下位置。王宏坤的一生，他有红军时期的锋利，有开国后投身海军建设的劳绩，也有晚年绕不过去的政治错误。真正值得想的，恰在这里：战争年代能打仗，不等于和平年代每一步都走得稳；曾经立过大功，也不等于可以免于制度评价。1993年那个夏天以后，留下来的不是简单的褒贬，而是一份带着棱角的人生账本。功归功，过归过，人的分量就在这两边同时存在时，才显出历史的沉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