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一个84岁的老太太来到政府接待处，对工作人员说：“我要捐款24亿！”工作人员愣住了，这笔钱在1984年能建起半个钢铁厂。老人没多解释，只说钱是丈夫留下的，“来路不正，该还给国家”。丈夫的名字让在场人倒吸冷气赵欣伯，伪满洲国的“立法院长”，当年出了名的汉奸。赵欣伯的发迹带着一股子投机味。清末禁军出身，辛亥革命后摇身成了“革命党”，靠第一任妻子的钱去日本留学，转头就投靠了土肥原贤二。在东北那会儿，他帮着日本人起草伪满建国文件，住洋房、娶小妾，把搜刮来的钱偷偷存在日本银行，账户上的数字跟着东北百姓的苦难往上跳。耿维馥是在1930年嫁给他的。家里人反对，说赵欣伯名声太臭，她却被那句“以后让你过上好日子”哄住了。婚后才发现，丈夫眼里只有钱和权。她劝过他别帮日本人做事，反被骂“头发长见识短”。伪满倒台时，赵欣伯卷着最后一笔钱逃去日本，病死在东京监狱里，留给她的只有一个“汉奸遗孀”的身份和三个要养活的孩子。1963年，一封来自日本的信打破了平静。律师说赵欣伯在日遗产有30亿日元，按日本法律她是第一继承人。那年她63岁，开始往日本跑。语言不通，就靠字典比划；官司打输了，趴在法院门口哭完接着上诉。我觉得这不是钱的事，是能不能抬头做人的事，她带着赵欣伯的罪证复印件，告诉法官“这钱沾着中国人的血”，硬是从日本银行手里抠回了这笔钱。21年过去，当年的老太太成了佝偻的老人。拿到钱那天，她没给孩子留一分，直接联系了政府。有人劝她，说这是赵家的钱，她拍着桌子反驳：“赵欣伯欠国家的，我替他还！”24亿日元捐出去时，她特意嘱咐，5亿给上海交大建实验室，“让孩子们好好读书，别再走歪路”。1985年的《人民日报》登了她的故事，标题里没提“汉奸遗孀”，只说“八旬老人耿维馥捐赠巨款支持教育”。交大的实验室建成那天，她坐着轮椅去看，摸着墙上“赵碧琰捐赠”的铭牌（她嫁过去后被迫改的名），轻轻擦掉“赵”字，只留下“碧琰”两个字。21年跨国追讨，24亿日元捐款，耿维馥用晚年的固执，把丈夫留下的历史污点，洗成了一份沉甸甸的救赎。如今交大实验室里的仪器还在运转，学生们不知道背后有位老人曾在异国法庭上，为一笔不义之财打了半辈子官司。她捐出的哪里是钱，是一个普通中国人对“对错”最朴素的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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