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韩伟,原红34师100团团长。湘江战役中,红34师六千子弟作为绝命后卫,掩护主力突围,绝大部分壮烈牺牲。晚年韩伟多方奔走,希望为牺牲战友追认烈士。但当年烈士认定需要名册与证明人,惨烈战斗之后档案损毁,证人难寻。红34师并非只有韩伟一名幸存团级干部,代政委朱良才也成功突围。韩伟离世后,其子接续寻访史料,在灌阳立下无字碑,纪念六千无名英烈。1933年,闽西地方红军经过整编,形成红三十四师,编有一〇〇、一〇一、一〇二三个团。韩伟担任一〇〇团团长,长期在闽西征集兵员。不少战士来自永定、长汀、上杭、宁化等县,有人原本在家种田,有人参加过地方武装。经过整编和补充,他们被编入同一支正规红军部队。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红五军团担负后卫任务。红三十四师走在大部队后面,既要行军,又要阻击追兵。11月26日,军团首长向师长陈树湘布置任务,要求掩护红八军团通过苏江、泡江,随后继续担任全军总后卫。命令还安排了一条退路。如果被敌军截断,无法赶上主力,就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争取日后归队。对于走在全军后面的红三十四师,这项安排很快变成了必须面对的现实。红八军团行进迟滞,韩伟所在的一〇〇团不断投入阻击。国民党中央军从后面追击,桂军、湘军则向湘江渡口推进。11月30日,红三十四师渡过灌江时遭遇敌机轰炸,随后因山路复杂、缺少向导,行程再次耽误。到12月1日,中央红军主力已陆续通过湘江,红三十四师却被阻隔在东岸。敌军占据渡口及附近通道,原定的行军路线已经走不通。12月3日凌晨,中革军委再次发来电报,指示陈树湘设法从凤凰嘴附近渡江。如果时间来不及,就要准备在湘南坚持一段时期的游击战争。随后的突围更加艰难。桂军熟悉当地道路,地方民团又封锁了多处山口。红三十四师沿都庞岭转移,各团在连续战斗中被打散。陈树湘率余部向湖南境内突围,韩伟率一〇〇团承担掩护。一〇〇团打到只剩少量人员,韩伟决定让大家分散寻找生路。陈树湘则继续率领余部转战湘南,12月中旬负伤被俘后牺牲。还有一部分官兵转入山区,在其他干部率领下继续游击作战,直到1935年仍有余部活动。部队的最后损失分散在多个阶段。有人牺牲于湘江东岸的阻击阵地,有人在向湘南突围时阵亡,有人被地方民团俘获,还有人在后续游击作战中失去联系。各团原有建制逐渐瓦解,师部也没有留下能够覆盖全部官兵最终去向的完整记录。韩伟侥幸活了下来,离开战场后曾被捕入狱,直到抗战时期才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但红三十四师幸存的高级干部并非只有他一人。朱良才曾任该师政治部主任、代政委,战役期间因伤奉调军团部,后来随主力渡江。侯世奎原是一〇〇团第一营营长,也从战场上幸存。1955年,朱良才被授予上将军衔,韩伟被授予中将,侯世奎被授予少将。朱良才离开红三十四师时,部队尚未经历最后阶段的围困。韩伟和侯世奎虽参加了突围,也不可能掌握各团所有失散官兵的下落。三名幸存干部后来走上不同岗位,能够提供的亲历情况各有范围。新中国成立后,韩伟始终牵挂牺牲的闽西官兵。程子华担任民政部长期间,他曾专门求助,希望为红三十四师官兵追认烈士。韩京京陪同父亲参加过其中一次谈话。主管优抚工作的干部谈及所需证明材料,韩伟为难,当年熟悉部队情况的干部大多已经牺牲,许多普通战士又没有完整的个人记录。1980年公布的《革命烈士褒扬条例》,将对敌作战牺牲列为批准烈士的情形。落实到具体个人,还需要查明身份与牺牲情况。没有完整名册,大批牺牲者便难以逐一办理。1992年4月8日,韩伟在北京逝世。家人遵照他的遗愿,将骨灰送回福建闽西革命公墓。4月26日,韩京京护送父亲骨灰安放于此。当地不少老人前来送行,他们还记得当年带领闽西青年参加红军的韩团长。韩京京此后开始持续寻访。他前往福建、湖南、广西,寻找父亲战斗过的地点,也查访陈树湘等人的牺牲遗迹。2009年,韩京京用个人积蓄在广西灌阳烈士陵园立下一座无字碑。碑座刻有纪念红三十四师的文字,碑面却无法逐一刻出牺牲官兵的姓名。同一年,福建方面也开始推动烈士英名调查。时任福建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袁锦贵在考察湘江战役纪念设施后,向有关部门提出补建福建籍红军烈士纪念设施、查找牺牲者姓名的建议。2011年,福建籍湘江战役烈士纪念设施落成,1114名在册烈士的名字刻上英名碑。这批人员来自湘江战役中的不同部队,尚不能构成红三十四师完整的牺牲人员名册。寻访也没有随揭碑结束。2023年2月,韩京京再次前往福建泰宁、建宁,考察红三十四师当年的梅口阻击战、建泰沿线阻击战以及建宁保卫战遗址。在兴安,12块英名碑已有1114个名字;在灌阳,纪念红三十四师的无字碑仍然保留。那些尚未查清身份的官兵,仍留在地方烈士登记、家属寻访和历史资料调查的工作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