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一曼再次被捕,遭受了比之前更加严厉的刑罚。担任审问的日本军官林宽重曾这样回忆:我们都很失望,也很诧异,她竟能长时间忍受这种新式电刑。要知道,没有比这更厉害的刑法了。那个审讯室里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焦糊味,那是皮肉在高压电下瞬间碳化散发出的味道,日本军官林宽重盯着眼前这个瘫软在刑椅上的女人,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在他引以为傲的“新式电刑”持续运作下,普通壮汉撑不过几分钟就会哭喊求饶,可眼前这个身形消瘦的女子,足足熬了七个小时。为了不让她昏死过去从而逃避痛苦,林宽重和特务科长前大野泰治做了一件极其阴毒的事:他们命令军医给奄奄一息的她注射强心针,把高浓度的咖啡因掺在盐水里灌进她的喉咙,再大量输入葡萄糖液。这么做只有一个目的——让她保持最清醒的头脑,去接收每一伏特电流带来的剧痛,在药物和电流的双重摧残下,人体的生理控制机能彻底崩坏。大小便失禁流出的秽物,混杂着身上冒出的冷汗和崩裂伤口的血水,流满了地面,她剧烈地呕吐,直到胃里空空如也,最后吐出来的全是黄绿色的胆汁。可当林宽重暂停电流,把脸凑过去想听到一句求饶哪怕是呻吟时,迎面而来的只有一口夹杂着破碎内脏碎块的血痰,还有那个重复了无数次的三个字:“不知道!”这个让日军精锐特务机关闻风丧胆又束手无策的女人,就是赵一曼,而在那层血肉模糊的躯壳之下,是一个曾经名为“李淑宁”的四川姑娘。很难将此刻受刑的“女匪”,与那个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高材生联系起来,那一年,她不过三十岁出头,人生经历却比多少男儿都要厚重,出生在四川宜宾封建家庭的她,打小就是个“异类”。别人家女孩裹小脚,她用绝食来抗议,愣是逼着父母妥协;在那个人人自保的年代,她深受牺牲在辛亥革命中的父亲和姐夫郑佑之影响,早就把脑袋别在了裤腰带上。她甚至在莫斯科的大雪中找到了爱情,与陈达邦结婚并怀有身孕,但为了回国抗日,她不得不把尚在襁褓中、年仅一岁的儿子“宁儿”寄养在他乡,只身一人闯进东北的白山黑水。从“李淑宁”变成“赵一曼”,不仅仅是一个名字的更改,更是血与火的洗礼,在东北人民革命军里,她成了红枪白马的政委,枪法准,计谋深,打得日军节节败退,成了日本人眼里的“心头大患”。正是因为这份痛恨,当日军在1935年的交战中第一次俘虏受伤的她时,才会有那种近乎变态的狂喜,大野泰治当时狂言:“没有我撬不开的嘴。”为了得到情报,他们会拔掉她的指甲,见她不招,又往她肚子里灌辣椒水和汽油,等肚子鼓起来,再用粗大的竹杠使劲压下去……然而,肉体的极度痛苦反而成了另一种反抗的燃料,即便在被送往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期间,伤重未愈的赵一曼竟然凭着一张嘴,说服了看守她的伪军董宪勋和护士韩。1936年6月30日那个深夜,三人一度成功逃出虎口,要不是那个被日军胁迫的司机招供,赵一曼或许真能再次举起抗日的大旗。不幸被捕回来的下场,就是那是开头那幕惨绝人寰的新式电刑。在那段黑暗的日子里,林宽重曾试图换个套路,用所谓的“前程”和“生命”来诱惑:“只要说出赵尚志的部队在哪,命给你保住,病给你治好。”赵一曼当时痛得全身青筋暴起,冷汗湿透了衣衫,但她的眼神像刀子一样剜在侵略者身上:“你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抢掠,干尽了禽兽不如的坏事,还说是为了我们?做梦!我就想着把你们赶出中国!”这一刻,日本人终于明白,那些足以摧毁神经的电刑、竹签、老虎凳,哪怕把她的身体折磨成一具枯骨,也碰不到她灵魂分毫,她表现出的不仅仅是毅力,更是一种超越了生死的信仰压制。这种压制让大野泰治感到深深的恐惧,甚至是瑟瑟发抖,这个不可一世的刽子手,直到晚年临死前,嘴里念叨的不是他的战功,而是赵一曼在狱中写下的一首诗:“誓志为人不为家,跨江渡海走天涯……白山黑水除敌寇,笑看旌旗红似花。”这成了他一生的噩梦。1936年8月2日,日军彻底绝望了。他们决定处决赵一曼。为了所谓的“震慑”,他们把她押到珠河街游街示众,临刑前的最后一刻,看着那些熟悉的国土和同胞,她没有掉一滴泪,没有露出一丝恐惧。当刽子手例行公事地问那句“还有什么遗言”时,她只留下了两层意思,对外,她告诉敌人:“为抗日而死,光荣!中国必胜!”对内,作为一个母亲,她在那一刻卸下了政委的铁甲,她给那个早早离别的儿子写下了最后的绝笔,她不想说任何豪言壮语给世人听,只想告诉儿子,妈妈是因为什么而死的,希望儿子长大不要忘记,他的母亲是为国牺牲的。几声枪响,年仅31岁的赵一曼倒在了血泊中,日军像往常一样拍下照片想要炫耀“武功”,却不知道照片里那个眼神异常坚定、毫无惧色的女人,早就宣判了这场侵略战争注定失败的结局。信源:黑龙江新闻网白山黑水除敌寇甘将热血沃中华——赵一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