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黎荔

在中国古代，兔子被赋予了两种性质，一种是世俗的，一种是神圣的。

什么是世俗之兔？——试想一个三千年前诗经时代的清晨，泥土是新翻过的，混着腐叶潮润的气息。三个着短褐的汉子，正俯身于林间那片空地上，紧绷的麻绳在他们粗粝的指间穿梭，发出“咝咝”的微响。他们在以木桩钉地，以麻绳布网。网已张好，隐在浅草与低枝间，成了一个静静等待的、肃杀的圆。他们退到不远处的土丘后伏下，呼吸也屏住了，只有眼睛亮着，像暗处的星子，紧盯着那片注定要有生命闯入的死亡之圈。

不多时，窸窣声起。一只土褐色的影子，箭一般射入圈中。是只草兔，毛色与这秋日的山野浑然一体，是土地最忠实的儿女。网“唰”地弹起，收拢。那团褐色在里面疯狂地冲撞、弹跳，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蛮力与绝望。挣扎是短暂的。汉子的手有力地扼住了它的颈项，那温热的、还在剧烈搏动的小小身躯，便陡然僵直了。傍晚，篝火燃起。那只兔子被处理干净，一根削尖的树枝穿过，架在火上。

在古代生活中，世俗之兔被当作食物来源。《诗经·周南·兔罝》早已写得明白：“肃肃兔罝，椓之丁丁”，说的是就设置大网，捕捉野兔，捉到的兔子会被做成烤肉、兔羹。《诗经·小雅·瓠叶》中具体描写了炮制兔肉的方法：“有兔斯首，炮之燔之……有兔斯首，燔之炙之……”。炮，就是炮制，用泥包兔肉煨烤；燔，是直接在火上烤；炙，则是把肉挂起来熏烤。兔肉入馔，或炮、或燔、或炙，泥裹煨烤，火上翻转，烟熏火燎之间，兔成了百姓餐桌上的滋味，成了宴席上的佳肴。

汉代的画像石、画像砖中，也有很多捕猎兔的画面。如南阳王庄出土的汉石画像显示：山势嶙峋如犬牙，两只猎犬，一前一后，将那土黄色的影子逼入绝境。前头那只猎犬倏地回身，截断了最后的去路。那被围困中央的生灵，筋肉绷紧，后腿蹬地，眼里映着天光与逼近的死亡。汉画像石上的线条，将这一刻凝成了永恒。猎犬奔逐，人呼犬应，兔影仓皇——那是生存的日常，是人与自然最朴素的角力。我们的先祖，早已将捕食野兔的技艺，锤炼成诗，锻刻入石，化为最寻常的生存图景。

然而，若有一只兔，通体雪白，如月华凝成，便立刻从尘世抽身，步入神圣之境。

白兔之“白”，非寻常色相，而是天降异象。明代以前，华夏大地并无驯化的家兔。明代之前，中国传说、记载里提到的兔子，大概率都是野兔。毛色大抵是贴近大地的土黄、褐灰，那是为隐匿而生的保护。白色，是僭越，是突变，是自然秩序中一丝迷人的、不谐的颤音。在今天看来，野兔毛发呈现白色，多为白化病等疾病导致。而在古代，古人缺乏这方面的医学知识，对于超出认知范围的事件多赋予神性解释。于是，葛洪在《抱朴子》里笃定地写道：“虎及鹿、兔，皆寿千岁。满五百岁者，其毛色白。”白色，成了时间的勋章，是活了五百载光阴、通达灵异的证明。那捣药的玉兔，何以是白的？因为它捣的是不死药，它自身，便是“寿”与“变”的化身，是时间淬炼出的精灵。因其罕见，遂成祥瑞。

当古人的目光，从那惊惶的草兔身上移开，投向一片更渺远的、清辉流溢的所在。那是一片没有猎犬与罗网的净土。在那里，月轮如冰盘，桂影婆娑，一只莹洁如玉的兔子，正持着玉杵，一下，又一下。神话中的玉兔，高居广寒，陪伴着永恒寂寞的嫦娥，那玉杵声声，捣的是不死之药，也是人间对长生的执念。在昆仑之巅，西王母座下亦有白兔，非为口腹，而为仙班。这抹白色，跳脱了尘土，滤净了血腥，羽化登仙，成了悬浮在古老中国梦境高处的一缕精魂。它不再奔跑于草莽，而是静驻于永恒，与嫦娥的清寂、仙家的玄渺，浑然一体。这，便是兔子的另一副面目，神圣，纯白。

白，这颜色是关键的密钥。史官们郑重地记下某年某地“献白兔”的异事，那团雪也似的身影被呈于御前，不再是“燔之炙之”的肉肴，而是一个符号，一个象征。它意味着帝王的仁德感召了天地，意味着四时有序、海宇澄清。它被圈养，被凝视，被赋予一个王朝对“天命所归”的自我确认。《宋书·符瑞志》载：“白兔，王者德盛则至。”地方官吏一旦发现，必郑重其事，装笼进献，一路快马加鞭，直送京师。皇帝览之，或颁诏褒奖，或减赋免税，以应天意。

神圣性究竟源于何物？或许，它本就源于认知的边界之外，源于对“非常”现象的震撼与附会。然而，神圣的光环，往往经不住“多见”的消磨。随着记录的增多，到了北宋，白兔的神秘性有所降低，不再仅供皇家，大臣也可拥有。欧阳修就曾被滁州百姓送过一只白兔——祥瑞已走入士人庭院，不再独属帝王。欧阳修收到百姓献瑞时，那份惊喜，大约已更多是文士对珍奇之物的赏玩，是“太守与民同乐”的风雅点缀，而少了一份面对“神迹”的战战兢兢。我常想，那只被欧阳修收下的白兔，是否曾在醉翁亭畔跳跃？它是否知道，自己曾是天命的信使，是王朝德政的象征？抑或它只是懵懂地啃着青草，全然不知自己背负着千年的神性？而欧阳修是否会想起《诗经》里“炮之燔之”的焦香，想起南阳汉画像石上猎犬的吠声，想起渭水边设罝的丁丁木桩——同一只兔子，何以在彼处是釜中肉，在此处却成了案前仙？

明代崇祯年间，当“家兔”随着西方海船的到来而成为庖厨常物，那层迷离的光晕便不可避免地黯淡了。今日回望，兔子的神圣，并非来自它自身，而来自人心对未知的投射。当科学解释了白化，当家兔遍布乡野，白兔便回归为兔。只是，在某个桂香浮动的秋夜，当我们举头，望见那轮明月中依稀的暗影，心头是否还会掠过一丝古老的悸动？那已不是对“神圣”的迷信，而是对一种文化记忆的温情回望。我们不再相信月亮上真有玉兔捣药，但我们仍会将月饼做成玉兔的形状，仍会在孩子的耳边讲述那个流传了千年的故事。那捣药的玉兔，那作为祥瑞的白兔，它们从未真正“死去”。它们从神坛走下，化入了诗词、画卷、民俗与口耳相传的故事里，成为一种更坚韧、更绵长的存在——文化的基因。

在华夏大地的晨曦初露中，野兔跃过田埂，草叶沾露，蹄声轻悄。它不是神兽，却曾被奉为祥瑞；它不登庙堂，却屡见于史册。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世俗烟火，也映出神圣想象。一半是肃肃罝网下的求生之实，一半是皎皎月华中，那永远捣着幻梦的、神圣的虚影。兔虽小，却照见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图景：既脚踏实地烹兔为食，又仰望明月思兔成仙。这便是中国人的浪漫——在烟火与星河之间，为一只兔子，留出了独有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