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奚如，原名吴席儒，1906年出生，湖北省京山县城关人。他在家乡受过高等小学教育，1925年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从黄埔军校毕业后，随即参加北伐，被分配至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在叶挺独立团任连队党代表。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曾任讨蒋运动委员会常委，《讨蒋周刊》主编，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连长、团侦察参谋等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中共湖北省军委代理书记、中共河南省军委委员兼秘书。1928年冬被捕，1932年秋出狱后到上海，以文学活动为掩护从事特科地下工作。“奚如”是他的笔名。
在上海，吴奚如积极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活动，并出任左联大众文艺工作委员会主席，其间在《文艺月刊》《作家》《文学季刊》《小说月报》等刊物上发表不少小说和杂文。1934年冬调中共中央特科工作。1936年奉命秘密赴西安张学良部，任该部抗日同志会《文化周报》主编。西安事变后赴延安，任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政治教员。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吴奚如先后担任八路军西北战地服务团副主任（主任为丁玲）、中共中央长江局参谋处友军工作组组员（分工负责联络黄埔军校军人）和周恩来的政治秘书。1938年11月初，周恩来、叶剑英指示李克农和吴奚如赴桂林筹建八路军办事处。同月下旬，吴奚如以周恩来政治秘书的名义，向国民党广西当局备案，正式建立八路军桂林办事处。办事处既是中共和八路军、新四军在西南一带国民党统治区的公开办事机构，又是中共中央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关。吴奚如任办事处主任，李克农则以八路军总部秘书长名义负总责。
八路军桂林办事处成立仅两年便因国共关系紧张而被迫关闭，吴奚如奉命撤退到泾县云岭。1940年夏，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到重庆接叶挺军长返回军部，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安排已在重庆暴露身份的曾希圣、钱俊瑞等人以叶挺随员的身份撤到新四军。当时因战时交通阻隔，从重庆到皖南的陆路需经桂林转道。笔者分析，吴奚如在北伐战争时曾在叶挺麾下任职，他很可能是在叶挺经过桂林时被带到皖南军部的，时在1940年7月底。
吴奚如到新四军后，先是出任驻繁昌的新四军第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时隔不久，为策应皖南新四军渡江北上，被派到江北担任从皖东南下的江北游击纵队任政治部主任。1941年1月初，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转移前夕，吴奚如奉命从江北归队，出任由第三支队为主改编的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随即皖南事变发生。
在皖南事变中，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9000余人遭国民党军队7个师重兵围攻，激战7日，因弹尽粮绝、伤病冻饿，除2000余人突围归队外，一部被打散，大部被俘与牺牲。军长叶挺谈判被扣，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突围中牺牲，副军长项英和副参谋长周子昆隐蔽在山洞时被叛徒杀害。吴奚如在皖南事变中侥幸突围脱险，后辗转抵达重庆。笔者曾经访问过不少第三纵队突围出来的新四军老同志，也查阅过大量的回忆录和有关论著，然而，关于吴奚如在新四军期间特别是在皖南事变中的个人经历以及如何突围出来的情况，至今未见有任何史料的披露，只查到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在致中央电中提到过关于吴奚如的寥寥数语。李一氓在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历经皖、浙、赣、湘、桂5省，于1941年2月6日到达桂林。他从桂林友人处获悉，吴奚如已先于他经桂林去重庆。从皖南突围出来一个月后，费尽周折，李一氓终于在韶关与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文彬取得联系。
2月24日，李一氓在韶关通过中共地下党电台发了一封电报到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他从皖南事变中如何突围的有关情况，在电文中提及：“吴奚如已过桂乘四战区专车回渝。”
关于吴奚如抵达重庆后的情况，笔者有幸查到他安抵重庆后向南方局写的一份《对皖变我失败之主观原因报告》。作为皖南事变的亲历者，吴奚如从第三纵队政治部主任这一中高级干部的视角，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惨败的主观原因作了深刻剖析。3月15日，周恩来将此报告全文用电报转报延安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这个报告为后人研究皖南事变提供了一份十分珍贵的文献。
吴奚如的报告根据他“个人之体验与观察”，从皖南事变前和皖南事变中两个方面分析了导致新四军惨痛失败的主观原因。
吴奚如认为，在皖南事变前，军部领导即“不能从整个大局及时处决转移问题，故对中央转移的指示不能坚决执行。在十月与十一月上半月并未充分准备即在原来地区与国民党军队作战”，而“在十一月下半月后曾经得中央决定对国民党作小让步离开皖南集中华中之指示后，军部虽原则上服从了中央指示，但主观上不满、踌躇与动摇，于转移时间与路线之选定久久迟疑不定，一时想东进，一时要北渡。从十二月中曾希圣、张元寿及我带三支开一团（五团）兵力已渡江，并已扫除桂军障碍，准备大量船只，已有计划北渡。后军部却于一月二日突来电改向东进，并将我们带去第五团与元寿由无为调回，三日晚赶上（到）繁昌”。
对皖南事变中部队的行动，吴奚如认为，军部领导“既无离开原有根据地突围东进之决心，但对于敌情之判断与突围点上选择又犯含混与轻敌的错误。当时出发部队有六个步兵团、一个教导队、军部及直属机关共约一万人，妇女一百多为机关重要干部”，“最初丕岭之战仅用一团兵力攻坚，从朝到晚死伤过半未能攻下，军首长之信心即告动摇，夜即改变突围地点。如此之东撤的兵力已陷于极度的消耗饥饿疲劳。八日决定回头打，企图占领茂林，回至原来根据地。但此（时）茂林一带已被川军三个师占领（川军开始是观望的，接顾祝同令六日始动员，七日始到茂林）致陷四面重重包围之中，遭受敌人残酷之围歼。敌人除用步兵之烧杀伤外，并大量使用大炮烧夷弹与一度使用飞机，迫使我军无法在丛山之立足”。
吴奚如在《对皖变我失败之主观原因报告》中对新四军军长叶挺作了充分肯定：“叶挺在整个战斗中均能镇定指挥，以英雄的面貌与战士同生死……”
吴奚如在报告最后认为：“总之此次之失败在战斗中指挥所犯之错误，即时间转移过迟，致使敌人包围之势充分完全而让自己跳进陷阱之中。在空间说如事先侦察突围不易，为挽救危局计，即在原地区与敌人作战，亦不致完全被歼灭。”
应该肯定，吴奚如这份报告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至于吴奚如本人究竟是如何从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这个谜，估计只能从他个人档案中的自传里才能找到答案。
吴奚如后来从重庆到延安，参与文协延安分会的建立，并被选为理事。在延安时期，曾在《解放周报》《解放日报》《文艺阵地》等报刊上发表作品。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吴奚如发表了不合时宜的观点。在1942年底召开的西北局高干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说道：“我们党内有一部分反革命奸细、托派反动分子，以党员为招牌，进行他的活动。吴奚如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是个文化人，是参加高干学习组的人，皖南事变的时候，国民党把他抓住了，以后又把他放出来，叫他到我们这里来闹乱子。”吴奚如对此不服，申诉无果，一气之下提出退党，后在整风、抢救运动中被打成“叛徒、特务”。
解放战争开始后，吴奚如于1947年被调往东北，任松江省总工会主席、东北总工会生产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吴奚如先后担任过鸡西煤矿工业学校校长，华中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副主任，湖北省文联委员、省作协理事，武汉市政协委员。“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因“历史问题”等被打成“三反分子”，惨遭迫害，后获得平反。"1976年以后吴奚如重返文坛，1979年以特约代表身份参加第四次全国文代会，著有《吴奚如小说集》等8部著作。1985年2月27日吴奚如在武汉去世，享年79岁。
吴奚如逝世前，中共中央对他的历史问题作出了正式结论，否定了“叛徒”的说法，恢复其老红军、老干部的政治身份。吴奚如逝世后不久，在丁玲等老友的努力下，他的党籍得到恢复，党龄从1953年算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