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11月13日至18日，作为常德会战的关键前哨战，石门保卫战惨烈爆发。国军第73军（辖暂编第5师、第15师、第77师，约2万人）以“杂牌军”之姿对抗日军第11军横山勇部3.2万精锐（含第3、第13师团及佐佐木支队），用血肉铸起防线。此战中，日军配属了熊剑东所辖6000余伪军，这支部队虽非主力却深度嵌入日军作战体系，其行动严格遵循“侦察向导、交通守护、侧翼牵制、治安清剿”的任务分工，与日军主力协同推进。从日军集结阶段的情报搜集，到城防攻坚时的外围助攻，再到沦陷后的清剿行动，伪军身影贯穿全程，其战场表现与战后归宿，成为折射战争复杂性的重要镜像。
一、攻坚与牵制：伪军在战役中的核心行动战役初期（11月13日-14日，日军外围推进与合围阶段），日军第3、第13师团分南北两路集结，熊剑东所辖伪军主力被拆分配属给两大师团，承担“前导侦察+外围清剿”任务。配属第3师团的伪军一部（约1500人）在头目丁雪山指挥下，配合该师团桥本、中畑联队行动——因伪军熟悉湘西地形，先于日军主力潜入石门新铺、易市等地侦察国军布防，将仙凤山、青山寺等防御要点的工事分布图转交日军。
11月14日日军发起外围总攻时，该部伪军以两个营兵力配合桥本联队进攻仙凤山，利用九二式重机枪实施火力压制，为日军冲锋开辟通道。同日，伪军一部配合中畑联队夜袭青山寺外围阵地，虽遭国军第15师44团警戒排全员牺牲的拼死抵抗，但最终引导日军突破防线，此役伪军伤亡百余人，却为日军节省了大量攻坚时间。
配属日军第13师团的伪军另一部（约1200人），则聚焦澧水南岸的交通线守护与游击武装清剿。11月13日日军伊藤联队向桐子溪推进时，该部伪军充当向导，带领日军避开暂5师13团的隐蔽哨卡，顺利抵达渫水西岸。
11月14日日军强渡澧水时，伪军在南岸易家渡渡口设置岗哨，拦截试图袭扰日军的国军别动队——当日午后，伪第3团与国军别动队在杨家湾展开巷战，虽因近战能力薄弱一度溃败，但及时呼叫日军炮兵支援，最终重新控制渡口，保障了日军渡河通道安全。此阶段伪军的核心价值在于“地形赋能”，其对湘西山地、河道的熟悉程度，成为日军快速突破外围防线的关键助力，但其作战意志薄弱的问题在巷战中充分暴露。
为阻断国军增援与补给，熊剑东将剩余伪军（约3300人）部署于湘北临澧、慈利的交通要道，执行“牵制阻击+补给线守护”任务。其中伪军一部（约1800人）配属日军梁濑联队，驻守临澧至石门的公路沿线，重点破坏国军后勤运输。
11月14日，该部第1团在太浮山伏击国军第73军暂5师13团的粮弹运输队——此时暂5师13团正坚守笔架山，急需弹药补给，伪军此次伏击直接导致运输队溃散，部分粮食弹药被日军缴获。不过伪军在追击时遭暂5师13团2营反包围，最终丢弃物资突围，伤亡150余人。
另一部伪军（约1500人）负责守护日军从石门至常德的补给官道，头目李茂才（主动投敌分子）强迫沿线村民拆房筑堡，并劫掠粮食充作军粮。
11月15日，新四军第五师湘鄂边抗日游击队突袭其驻余市桥据点——此时日军主力已投入城厢战，伪军各据点孤立无援，仅一小时便被攻破，守兵溃散过半。此战过后，剩余伪军因恐惧抗日武装袭击，纷纷龟缩于核心据点，牵制作用基本丧失。
11月14日晚至15日，战役进入城厢巷战阶段，日军命令收拢的伪军残部（约2000人）承担核心据点守卫任务，配合日军肃清城内国军残部。配属第3师团的伪军残部被部署于县城北门、东门据点，与日军小队共同防守——北门战场为15师43团残部的拉锯区域，伪军以重机枪封锁街巷，给国军突围造成阻碍；东门据点的伪军则在丁雪山督战下，扫射试图向老西门渡口转移的暂5师官兵。
11月15日凌晨军委会下令突围后，暂5师13团担任后卫，在新街口与伪军展开逐屋争夺，伪军依托民房工事顽抗，最终被13团“三人战斗组”击溃。
11月16日彭士量师长在岩门口指挥炸浮桥阻敌时，遭敌机扫射胸、腿中弹坠入渫水牺牲，石门守军主力突围后，武汉伪军邹平凡部留守分队（约500人）进入县城，参与日军清剿行动：在郊区设立关押点甄别溃散人员，将87名国军士兵押解至武汉集中营，对平民则勒索钱财。
11月18日日军完全占领石门后，该分队负责城区治安，因欺压百姓多次遭地下抗日武装袭击，至1943年底已伤亡近半。
二、溃散与审判：伪军的战后归宿分化11月18日石门完全沦陷后，熊剑东所辖伪军按日军部署分流：配属第3、第13师团作战的残部（约1200人）随日军主力南下参与常德会战，1944年编入伪第二方面军；留守湘北的伪军（约2000人）因多次遭新四军第五师袭击，至1945年初仅存800余人，被日军责令“就地整补”。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这两部分伪军均被国民党第六战区收编，其归宿与战役表现直接挂钩：主动作恶的核心骨干如丁雪山（扫射突围官兵）、李茂才（劫掠百姓）等被以“附逆罪”审判，丁雪山被判有期徒刑7年，1949年后转押战犯管理所；而多数被裹挟的士兵编入地方保安团，部分参与后勤补给、未直接作战者解甲归田。值得注意的是，邹平凡部留守分队在日军投降后拒绝收编，企图割据湘北，1945年10月被国民党第75军击溃，邹平凡潜逃香港，其残部溃散后多隐姓埋名。
三、争议与镜鉴：历史评价与现实启示历史评价层面，石门保卫战中的伪军定位需以参考资料记载的具体行为为核心依据，避免笼统定性。传统叙事将其归为“汉奸武装”，对熊剑东、丁雪山、李茂才等核心人物完全适用——熊剑东主动率部投靠日军，为获取信任提供精准地形情报；丁雪山亲自督战扫射突围国军，直接造成友军伤亡；李茂才劫掠百姓筑堡，犯下反人道罪行，三人的汉奸身份无可辩驳。
但参考资料显示，伪军6000余人中多数为湘西、鄂西的普通民众，或因家人被日军控制，或因贫困被裹挟，如余市桥据点溃散的伪军士兵中，有30余人战后投奔新四军，部分人还提供了日军补给线情报。对这类群体的评价，需区分“作恶者”与“求生者”：前者以职务之便主动加害同胞，必须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后者因生存压力从伪，且未主动犯罪，甚至暗中协助抗日，应秉持人文关怀视角，避免“一刀切”批判，这既是对“13团残部与伪军士兵个别互助”等史实的尊重，也符合历史评价的客观性原则。
石门保卫战中的伪军身影，虽未成为战役的核心叙事，却在历史记忆的传承中扮演着特殊角色——它既是民族伤痛的印记，也是警示后人的镜鉴，其现实启示在当代仍具有重要意义。
从现实启示来看，这段历史首先凸显“民族凝聚力”的关键作用。参考资料明确记载，日军能快速合围石门，核心原因之一是伪军提供的地形情报与向导服务——部分人因私利背弃民族利益，成为外敌“帮凶”；而暂5师13团湘西苗族、土家族子弟与汉族官兵同生共死，用92%的伤亡率守住防线，印证了民族团结的战斗力。在当代，唯有筑牢民族共识，才能抵御外部风险。其次，启示我们“以史实细节支撑历史认知”：伪军并非“统一作恶”的群体，其内部有“主动投敌获利者”与“被迫从伪求生者”的分化，正如余市桥据点溃散后投奔抗日武装的伪军士兵，证明历史绝非非黑即白。
研究历史时，既需以丁雪山等人的恶行明确“背叛者必受审判”的底线，也需以普通士兵的困境理解战争对人性的扭曲。最后，为爱国主义教育提供鲜活教材：彭士量“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死何憾焉”的遗言，与丁雪山“扫射同胞”的恶行形成鲜明对比，告诉后人“爱国是关键时刻的生死抉择”；13团多民族官兵并肩牺牲，诠释了“民族团结是民族生存的根基”，这些史实远比抽象口号更具教育力量。
最后，这段历史对当代爱国主义教育具有特殊意义。石门保卫战中的伪军与国军将士，形成了"背叛与坚守"的鲜明对比——前者因私利背叛民族，最终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后者为民族大义牺牲，成为永远的英雄。这种对比恰恰是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它告诉我们：爱国不是抽象的口号，而是在关键时刻对民族利益的坚定维护；任何违背民族大义的行为，无论出于何种借口，都将被历史所否定。
如今，石门的渫水依旧奔流，岩门口的阵亡将士公墓前，每年都有民众前来缅怀先烈。那些在石门保卫战中为民族牺牲的英雄，他们的名字被永远镌刻在纪念碑上；而伪军的身影，虽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却留下了永恒的警示——民族的尊严需要用忠诚捍卫，背叛的代价终将由历史审判。回望这段历史，我们不仅要铭记英雄的牺牲，更要传承他们的精神，让民族气节成为代代相传的精神基因，在新时代守护好来之不易的和平与民族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