苻坚虽和王猛大力汉化并进行民族融合，但当时华夷之别仍根深蒂固

西晋 “八王之乱” 爆发后，极大地削弱了王朝统治力量，使其政权濒临分崩离析。趁着这一动荡局势，匈奴、鲜卑、氐、羌、羯等被视为“五胡”的少数民族势力，纷纷南下入主中原，分别建立了割据政权。

可以说，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重要时期。进入6世纪中叶，五胡民族与汉族的融合已基本完成。

在这场大规模的民族大融合进程中，率先统一北方的前秦第三任君主苻坚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为民族融合筑牢了根基，更成为了这一时期民族大融合思想与实践的先行者。

前秦何以自称“中国”？

前秦自称“中国”的记载，最早见于太元元年（376年）。

当时，前秦军队攻克了前凉的都城凉州（今甘肃武威）之后，大臣们商议是否继续征讨西方的氐、羌等部族，苻坚表示：“秦人既克凉州，议讨西障氐、羌。秦王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

太元八年（383年）正月，前秦出兵进军西域。苻坚在长安为大军主将吕光送行时，特意叮嘱他说：“西戎荒俗，非礼仪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

苻坚

坦诚说，无论是“不能为中国大患”，还是“示以中国之威”，都体现了苻坚以“中国帝王”自居的心态。要知道，前秦是氐族人建立的政权，而他的这番言论，无疑是对传统的“华夷之辩”观念的有力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惯例——哪个政权占据了中原地区，尤其是占据了长安、洛阳这两座古都，就有资格自称“中国”。

在三国时期，占据中原的曹魏政权就享有“中国”资格。即便蜀汉君主刘禅是东汉皇室的后裔，也不具备“中国帝王”的资格。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八月，孙权派遣使者向曹魏称臣。曹魏大臣刘晔说道：“权无故求降，必内有急。权前袭杀关羽，刘备必大兴师伐之。外有强寇，众心不安，又恐中国往乘其衅，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国之兵，二假中国之援，以强其众而疑敌人耳。天下三分，中国十有其八。吴、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国之利也。”

在刘晔看来，只有曹魏才是“中国”，吴、蜀两国都是“小国”。

鉴于此，基本统一了北方地区，并且占据了长安、洛阳两座古都的前秦，原则上是有资格自称“中国”的。

东晋形势图

不过话说回来，自秦汉以来，历经三国与西晋，所有以“中国”自居的政权，无一例外都是汉人建立的。所以，要想让当时的人们认可前秦这个由氐族人建立的“夷狄”政权为“中国”，绝非易事。

需要指出的是，最早以“中国帝王”自居的“夷狄”皇帝并不是苻坚，而是更早的石赵政权的建立者——羯族人石勒。

据《晋书・石勒载记上》所载，大臣徐光曾对石勒表示：“臣以陛下为忧腹心之患，而何暇更忧四支手！何则？魏承汉运，为正朔帝王，刘备虽绍兴巴、蜀，亦不可谓汉不灭也。吴虽跨江东，岂有亏魏美？陛下既苞括二都，为中国帝王，彼司马家儿复何异玄德，李氏亦犹孙权。符箓不在陛下，竟欲安归？此四支之轻患耳。中山王藉陛下指授神略，天下皆言其英武亚于陛下，兼其残暴多奸，见利忘义，无伊、霍之忠。父子爵位之重，势倾王室。观其耿耿，常有不满之心。近于东宫曲宴，有轻皇太子之色。陛下隐忍容之，臣恐陛下万年之后，宗庙必生荆刺，此心腹之重疾也，惟陛下图之。”

在石赵政权建立之前，中原人士既不接受“戎狄在中原称帝”的观念，更不认为“戎狄”建立的政权为“中国”。比如西晋永嘉五年（311年），西晋将领刘琨劝说石勒背弃前赵向西晋效力。原因很简单，“自古以来，诚无戎人而为帝王者，至于名臣建功业者，则有之矣。”

但随着自身势力的逐渐壮大，石勒在东晋太兴二年（319年）自称赵王，并在咸和五年（330年）正式称帝。石赵政权的统治范围囊括了冀州、豫州、雍州等地区，巅峰时期的国土面积超过了80万平方公里。在这样的事实面前，人们开始转变态度，逐渐承认石赵政权为“中国”。

总的来说，时人乃至史家接受“戎狄为帝”的思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西晋刚刚灭亡时，中原局势尚不稳定，人们普遍无法接受“戎狄为中国”的思想观念；待到石赵政权建立时，戎狄入主中原的时间已经过去了很久；随着中原局势的趋于稳定，一些人逐渐接受了这个事实。不过，这一时期“中国”的称号仍然处于混乱状态：石赵政权占据中原，自称“中国”；偏安江南的东晋政权，也同样以“中国”自居。

石赵政权灭亡后，仍然有人坚持“戎狄不能成为天子”的观念。比如石赵政权的官员姚弋仲，就曾告诫自己的儿子们说：“今石氏已灭，中原无主，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我死，汝便归晋，当竭尽臣节，无为不义之事。”

值得注意的是，姚弋仲本身也不是汉人，而是货真价实的羌人。但在他的认知里，“戎狄称帝”是不可能长久的。

尽管前秦在建国初期就占据了关陇地区，但当时的人们并不把它看作“中国”。

东晋永和十二年（356年）二月，苻生派遣阎负、梁殊出使凉州，劝说前凉政权归降，但该国的辅政大臣张瓘指责说：“中州无信，好食誓言。往与石氏通好，旋见寇袭。中国之风，诫在昔日，不足复论通和之事也。”

东晋形势图

须知，前凉一直以晋朝臣子自居，张瓘在这里称前秦为“中州”，却自诩为“中国”，本质上就是认同东晋才是真正的“中国”。

然而，从太和五年（370年）开始，前秦陆续灭亡了前燕、仇池、前凉、代国等政权，基本统一了北方地区。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前秦的君臣们开始坚定地以“中国”自居，中原人士也逐渐称前秦为“中国”。

太元四年（379年），鲜卑将领乞伏国仁（后来成为了西秦的开国皇帝）的叔父乞伏步颓在陇西发动叛乱，苻坚派遣乞伏国仁前去讨伐。乞伏步颓在路边迎接了乞伏国仁，后者大摆宴席，慷慨激昂地表示：“苻氏往因赵石之乱，遂妄窃名号，穷兵极武，跨僭八州。疆宇既宁，宜绥以德，方虚广威声，勤心远略，骚动苍生，疲弊中国，违天怒人，将何以济！”由此可见，即便乞伏国仁叔侄已经下定决心反对前秦，但依然称前秦为“中国”。

但不管怎么说，尽管“夷夏大防”的森严界限已经出现了松动的痕迹，但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还远未完成。

苻坚是如何看待“五胡”的？

那么问题来了，苻坚是如何看待包括氐族在内的“非汉”民族的？他的民族观究竟是什么样的？前秦的民族政策又有哪些鲜明特点？

先看看苻坚对“本族”氐族的态度。一直以来，苻坚都将氐族视为前秦的支柱力量，朝中的重要官职也大多由氐族把持。放在当时“夷狄入主中原、政权根基未稳”的时代背景下，这样优先依靠本族力量巩固统治的举措，其实无可厚非。考虑到氐族人口繁衍繁多，苻坚在太元五年（380年）七月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等地的十五万户氐人，分派给了驻防于关东地区的皇室宗亲和统领，让他们分散居住在各地的方镇，犹如诸侯一样。

王猛

但从史料记载中可以明显发现，苻坚的“氐族情结”并不深厚——他心中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六合一统”的天下大同。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他重用汉族大臣王猛的举措中就能清晰地看得出来。

当然，这段君臣相知相助的故事，固然成为了后世的美谈，但也一度引起了不少氐族贵族的强烈不满。

就拿特进（位列三公之后的高级官员）樊世来说，他不仅是氐族的豪强之一，还跟随前秦开国皇帝苻健征战南北，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性情傲慢自负，敢于公然挑战王猛的权威。“王猛亲宠愈密，朝政莫不由之。特进樊世，氐豪也，有大勋于苻氏，负气倨傲，众辱猛曰：‘吾辈与先帝共兴事业，而不预时权；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是为我耕稼而君食之乎！’猛曰：‘方当使君为宰夫，安直耕稼而已。’世大怒曰：‘要当悬汝头于长安城门，不尔者，终不处于世也。’猛言之于坚，坚怒曰：‘必须杀此老氐，然后百僚可整。’俄而世入言事，坚谓猛曰：‘吾欲以杨璧尚主，璧何如人也？’世勃然曰：‘杨璧，臣之婿也，婚已久定，陛下安得令之尚主乎！’猛让世曰：‘陛下帝有海内，而君敢竞婚，是为二天子，安有上下！’世怒起，将击猛，左右止之。世遂丑言大骂，坚由此发怒，命斩之于西厩。诸氐纷纭，竞陈猛短，坚恚甚，慢骂，或有鞭挞于殿庭者。权翼进曰：‘陛下宏达大度，善驭英豪，神武卓荦，录功舍过，有汉祖之风。然慢易之言，所宜除之。’坚笑曰：‘朕之过也。’自是公卿以下无不惮猛焉。”

在苻坚的全力支持下，王猛严厉打击了氐族贵戚豪强以及其他民族中的不法之徒。“其特进强德，健妻之弟也，昏酒豪横，为百姓之患。猛捕而杀之，陈尸于市。其中丞邓羌，性鲠直不挠，与猛协规齐志，数旬之间，贵戚强豪诛死者二十有余人。于是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王猛这些雷霆万钧的整顿举措，得到了苻坚的大力赞赏，“坚叹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

除了本族氐族之外，对于尚未接受“帝王教化”的羌族等民族，苻坚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将之纳入中国”的情结。

据《晋书・苻坚载记下》所载，太元元年（376年），“秦人既克凉州，议讨西障氐、羌。秦王坚曰：‘彼种落杂居，不相统壹，不能为中国大患。宜先抚谕，征其租税。若不从命，然后讨之。’”

苻坚

苻坚之所以下令对氐、羌等族采取“安抚晓谕为先，武力讨伐为后”的策略，除了想征收租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之外，更核心的目的，是想将这些部族纳入“中国版图”，从而实现“六合一统”的远大目标。

他先派遣殿中将军张旬前去宣示安抚之意，又派庭中将军魏曷飞率领两万七千骑兵紧随其后。但是，魏曷飞怨恨这些部族凭借地势险要拒不归服，就放纵士兵攻打他们，并大肆抢掠了一番。得知此事后，愤怒的苻坚不仅鞭打了魏曷飞两百下，还斩杀了前锋督护储安，以此向氐族、羌族部族“谢罪”。这一举措无疑取得了极大成功，氐、羌等部的人众们纷纷前来归降依附，并献上贡品：“乃使殿中将军张旬前行宣慰，庭中将军魏曷飞帅骑二万七千随之。曷飞忿其恃险不服，纵兵击之，大掠而归。坚怒其违命，鞭之二百，斩前锋督护储安以谢氐、羌。氐、羌大悦，降附贡献者八万三千余落。雍州士族先因乱流寓河西者，皆听还本。”

至于匈奴和鲜卑，苻坚的态度也与前者别无二致，同样秉持着“安抚为先、以德怀之”的原则。

升平四年（360年），匈奴左贤王卫辰派遣使者前来归降，并请求前往中原地区开垦田地，苻坚答应了他的请求。“时匈奴左贤王卫辰遣使降于坚，遂请田内地，坚许之。云中护军贾雍遣其司马徐斌率骑袭之，因纵兵掠夺。坚怒曰：‘朕方修魏绛和戎之术，不可以小利忘大信。昔荆吴之战，事兴蚕妇；浇瓜之惠，梁、宋息兵。夫怨不在大，事不在小，扰边动众，非国之利也。所获资产，其悉以归之。’免雍官，以白衣领护军，遣使修和，示之信义。辰于是入居塞内，贡献相寻。”

太和四年（369年），前燕的慕容垂前来投奔苻坚。王猛认为，慕容垂是个“不可驯服的人”，建议将之就地处决。不过，苻坚却以“吾方以义致英豪，建不世之功。且其初至，吾告之至诚，今而害之，人将谓我何！”为由，收留了他。

太和五年（370年），前秦灭亡前燕。苻坚不仅赦免了燕王慕容暐以及他手下的王公贵族和大臣，将他们全部迁徙到长安，根据身份高低封授官职。对此，苻坚的幼弟苻融十分担忧，他劝谏道：“东胡跨据六州，南面称帝，陛下劳师累年，然后得之，本非慕义而来。今陛下亲而幸之，使其父子兄弟森然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勋旧。臣愚以为狼虎之心，终不可养，星变如此，愿少留意。”不过，苻坚却信心十足地安慰他说：“朕方混六合为一家，视夷狄为赤子。汝宜息虑，勿怀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灾，苟能内求诸己，何惧外患乎！”

苻坚‍

很明显，苻坚将夷狄“视为赤子”的背后，核心目的还是“混六合为一家”，从而实现统一天下的大业。

太元三年（378年），凉州刺史梁熙遵照苻坚的旨意，派遣使者出使西域，“宣扬秦之威德，以缯彩赐诸国王”。

用发展的眼光看，此举效果可谓显著，西域有十多个国家前来朝贡。其中，大宛国献上了千里马，这些马都是汗血宝马，有着红色的鬃毛、五彩的毛色，胸部像凤凰、身躯像麒麟，还献上了五百多种奇珍异宝。

不过，苻坚不仅下令将大宛马返还，以此表明自己“没有贪图异物的欲望”，还命令文武大臣创作《止马诗》来纪念这件事。尽管有人视此为“好名之过”，但这无疑是他“视夷狄为赤子”、以恩德安抚四方理念的真实体现。

说到这里，不妨将前秦与之前的石赵政权做个对比。

就拿石勒来说，不仅重用汉人谋士张宾，还下令“不得侮辱中原的汉族贵族与士大夫”，推行了不少带有汉化色彩的措施。但是，石赵的统治者们从来没有过“视夷狄与汉人如一”的平等观念。随着时间的推移，石赵政权开始推行“称羯族为国人，称汉族人为赵人”的歧视制度，这一制度在石虎统治时期达到了顶峰。

后赵形势图

对此，《魏书》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夷狄不恭，作害中国，帝王之世，未曾无也。刘渊等假窃名目，狼戾为梗，污辱神器，毒螫黎元，丧乱鸿多，一至于此。怨积祸盈，旋倾巢穴。天意其俟大人乎？”

正因为石赵政权长期推行民族歧视政策，使得石虎的养孙、汉人冉闵在将之推翻后，实行了一系列报复性政策。

据史料记载，冉闵亲自率领赵人诛杀了境内的所有羯族人，无论贵贱、男女、老少，全部被斩首，死去的人达到二十多万，那些屯守在四方的军队，都遵照冉闵的命令诛杀胡羯，以至于很多高鼻梁、多胡须的人，有一半被误杀：“一日之中，斩首数万。闵躬率赵人诛诸胡羯，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尸诸城外，悉为野犬豺狼所食。屯据四方者，所在承闵书诛之，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

由此可见，苻坚的民族理念比石赵政权进步得多；前秦对于“中国”的认识也比石赵政权丰富、深刻得多。这不仅仅是前秦一个政权的进步，更是时代发展的进步。

为什么苻坚会倡导“民族团结”？

学界普遍认为，苻坚先进的民族思想，核心在于他本人较深的汉化程度，以及氐族本身相对深厚的汉化水平。

在《魏略・西戎传》当中，就有关于氐族习俗的记载：“其俗，语不与中国同，及羌杂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国之姓。其衣服尚青绛，俗能织布，善田种，畜羊豕牛马驴骡。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皆编发。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

由此可见，当时的氐族人已经呈现出了比较强的“汉化”特征。

再看苻坚个人。据史料记载，他从小就对汉文化充满向往，八岁时就主动请求祖父苻洪让老师到家里教自己读书，这一举动令苻洪感到十分惊讶：“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随后，欣然答应了他的请求。

可以说，他从小就接受了系统、良好的儒家文化教育，这为他日后推行汉化政策、形成先进的民族观，奠定了坚实的认知基础。

苻坚即位之后，更是大力推行儒学和汉文化，着力改变氐族的旧有习俗，进而推动民族融合。

自从永嘉之乱以来，中原地区的学校教育就荒废了，再也没有听到过办学讲学的消息。待到苻坚掌权后，十分重视儒学教育，王猛也辅佐他整顿社会风俗，政务治理得当、成效显著，荒废的学校也逐渐重新兴办起来。

不仅如此，苻坚还广泛修建学校，征召各郡中通晓一部儒家经典以上的学生，到学校中学习；王公大臣以下官员的子孙，也都被派遣到学校接受教育。

苻坚

另外，他会亲自到太学视察，考核学生对儒家经典义理的掌握程度，根据成绩优劣评定等级。有时他还会亲自提问五经中的疑难问题，很多博士官都无法回答。

苻坚推行儒学汉文化的范围十分广泛，不仅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学校中推行，甚至在军队和后宫里，也大力倡导并推行儒学教育。

他在渭城修建了教武堂，命令太学中精通阴阳学说和兵法的学生，前往教武堂教导将士们。京城内外的四禁、二卫、四军等各级军队的将士，都被要求读书学习。他还在后宫推行教育，设置典学官职和内司，负责后宫的教学事务，从宫女中挑选聪明有见识的宦官和女仆，任命为博士，负责传授儒家经典。

除此之外，苻坚还恢复了荒废的官职，接续断绝的世家传承，礼敬天地神祇，督促百姓耕种养蚕，兴办学校。对于那些鳏寡孤独、年老无依、无法生存的人，分别赏赐粮食和布帛；对那些有特殊才能、品行出众，或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忠诚守信、品德功业值得称赞的人，命令各地官员将他们的事迹上报朝廷。

以上种种，无疑体现了苻坚推行“仁德之政”的鲜明特色，而“仁德之政”无疑是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精髓。

正因如此，在苻坚统治期间，前秦不仅成功统一了北方地区，国力也日益强盛，出现了盛世景象。据史料记载：“关陇清晏，百姓丰乐，自长安至于诸州，皆夹路树槐柳，二十里一亭，四十里一驿，旅行者取给于途，工商贸贩于道。”

东晋形势图

有观点认为，以上种种也在很大程度上印证了他推行汉化政策以及先进民族观所取得的成效。

前秦为何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

说到这儿，或许有人就会问了：执行“仁德之政”且国内一派盛世景象的前秦，为什么会在淝水之战中一败涂地，统治也迅速崩溃？

对于这个问题，史学界有着不同的看法。不少史学家认为，前秦的迅速崩溃，与苻坚没有杀掉鲜卑人慕容垂（后燕开国皇帝）、羌人姚苌（后秦开国君主）有着很大关系；而司马光认为，苻坚“因屡次获胜而骄傲自满”的心态，造成了前秦不可挽回的败局。

到了近现代，学者们更倾向于认为，前秦的失败根源在于民族关系处理不当，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那样：苻坚不能成功也在未将民族关系弄好。当时中原衣冠多随东晋渡江，汉人正统似在南方。如果不攻取东晋南朝，就不能自居于汉人正统的地位，也就不能降服鲜卑等族，且汉人也有离心的倾向。苻坚之所以必欲南进，正是因为他了解民族问题未能解决，只有南伐，取东晋而代之，才可以解决这个棘手的问题。初不料会在淝水战败。

他的这段分析，不仅道出了苻坚南下伐晋的终极目的——争夺“中华”正统的地位，也清晰论证了前秦不能成功的根本原因——当时各民族之间尚未实现真正的融合，民族矛盾依然潜藏。

在今天看来，苻坚的“民族理念”实在过于超前了。一直坚持贯彻德治的他，对待鲜卑、羌等民族极为宽厚。比如多位大臣都曾建议杀掉慕容垂以绝后患，但苻坚不仅一概不同意，甚至还天真地认为，既然自己以恩德相待，这些人终究会投桃报李、忠心效力。

苻坚

始终坚持宣扬儒家文化、推行汉化政策的苻坚，在国力强盛之后，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足够的本钱，能够与东晋争夺天下正统地位，于是便下定决心伐晋。

据史料记载，苻坚一心想要夺取江东地区，甚至兴奋得连觉都睡不着。他的弟弟、阳平公苻融劝谏他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自古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且国家本戎狄也，正朔会不归人。江东虽微弱仅存，然中华正统，天意必不绝之。”不过，苻坚马上反驳说：“帝王历数，岂有常邪！惟德之所在耳！刘禅岂非汉之苗裔邪，终为魏所灭。汝所以不如吾者，正病此不达变通耳！”

直到淝水之战大败之后，苻坚才彻底“恍然大悟”。在权力和利益面前，自己一直信奉的德治感化力量竟然如此脆弱。就像他怒斥起兵造反的慕容暐时所说的那样：“卿之宗族，可谓人面兽心，殆不可以国士期也！”

坦诚说，苻坚的民族观无疑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是否正统，关键不在于他出身哪个民族，而在于他是否施行德政，是否代表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但是，结合当时人们的历史认知来看，苻融的观点才是更贴合现实的。因为在当时的很多汉族士人的眼中，前秦依然是“非正统”的“夷狄”政权，始终被他们视为“异类”，甚至有人将之视为禽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