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盛夏的贵阳，暴雨刚停，空气里夹杂着潮湿树叶的味道。一辆锈迹斑斑的军用卡车开进息烽县城外的山谷，几十名被捆着双手的囚犯被迫下车，其中有一个短发、眉骨分明的年轻女子。围观的老百姓不知道她是谁，只听看守窃窃私语：“那就是军统嘴里最顽固的女人——张露萍。”这一天，距离抗战胜利不到一年，距离她24岁的生日也不到两个月。
张露萍出生在1921年5月28日，家境殷实。父亲做茶叶生意，母亲是当地教会学校毕业的女教师。家中有女四人，她排行老三。按理说，她可以像许多富家千金一样，在陪嫁珠宝中度过一生。然而“九一八”事变后，大姐在信里提到东北失守的消息，张露萍第一次深夜失眠。她对友人说过一句话：“国都不保，家又怎能保？”那年，她才十岁。
1938年春，川西石板河的桃花盛开，张露萍独自背了一个皮箱，搭上北上的客车，目的地是延安。乡亲们不解：家里衣食无虞，何苦奔赴黄土高坡？她只留下一封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何况女子？”到达延安后，组织审查她的家庭背景，发现她的大姐夫余安民是川军暂编师长。负责接洽的干部曾问她能否吃惯小米。张露萍笑答：“真理比白面更香。”
最初她想报名前线救护队，负责战地救护。没想到，她被分到中央组织部干训班，专门学习隐蔽战线课程：密码破译、无线电、交通联络、情报冶炼。课程枯燥艰苦，很多学员两周就打起退堂鼓，她却不声不响记满厚厚三本笔记。班主任曾希圣看中她的细心与胆识，与叶剑英商量后，决定让她打入戴笠的军统系统。听闻此事，许多人替她捏了把汗：女子身份，要混入虎穴，九死一生。张露萍只说：“我愿意。”
1939年初夏，她随红岩南方局的交通线辗转抵重庆。为了方便行动，她与军统电讯处工程师张蔚林“结拜兄妹”。此人江苏无锡人，口音与她的川音天壤之别。就这个漏洞，两人排练了整整一周：张蔚林用二十几句四川俚语练口型，张露萍同时学无锡方言。日子一久，旁人还真分不清两人方位。
军统电讯处设备先进，是戴笠的心头肉。张露萍白天负责档案整理，夜里潜进机房，将抄录到的电文塞进鞋底，通过周公馆的地下交通站送往延安。在她手上，先后有三十余份“特甲”密级的情报被转运，包括胡宗南部兵力调整、电台频率更换等关键数据。周恩来曾在批示里写：张露萍“供情报多，且准确”。
“你不害怕么？”一次，搭档冯传庆半夜卸电台时问她。她淡淡回一句：“怕有什么用？做了再说。”七个字，轻描淡写，却足够沉重。
有意思的是，她的同学谌曼丽恰好在重庆疗病，某日下午在西郊大田湾偶遇“兄妹”并肩同行。谌曼丽只见张露萍与张蔚林谈笑风生，误以为她投入军统，转身回延安即向朋友吐露。流言如滚雪球，很快传到枣园窑洞。延安多了一个“叛徒”的传闻，而张露萍仍在重庆狭窄的弄堂里与死神角力，浑然不知风声。
1940年冬，一场意外打破了平衡。那天电台截获的信息涉及“美援装备分配”，价值极高。张蔚林在拷贝密码本时被同事撞见，军统反复盘查，最终锁定他与张露萍。半夜，特务闯入张宅，搜出“七人小组”名单。当天紧急掩护的交通员冯传庆得到叶剑英指示，连夜出城。可惜他走到嘉陵江边，被渔民当作日军细作扭送警备司令部；皮草大衣的“豪华”正是破绽。
张露萍当时在成都。她意外收到一封以张蔚林名义发来的电报：“急病，速归。”密码格式与以往不同，明显是诱饵。但她权衡再三，还是决定回重庆，只因名单里还有六位同志。火车晚点，12月的川黔铁路寒风凛冽，她裹着单薄呢子大衣，一路咳嗽。到站下车，便被守候多时的特务逮捕。
审讯室里，敌人亮出之前的“兄妹档案”，冷笑质问：“兄妹？还是情侣？”她扬起下巴，回答：“是情侣。”一句话，把两人此前“兄妹”的伪装戳穿。敌人以为抓住漏洞，轮番严刑拷打，目的只有一个——要电台密码和全部潜伏名单。张露萍咬紧牙，不吐一字。她曾被反剪双臂悬吊，脚尖点地；也曾被灌辣椒水，呼吸困难。她在木板床上爬起时，对看守说了一句：“别白费力气。”
1941年初，他们被转押到贵州息烽集中营。这是军统口中的“大学”，管理最严，活着出去的人屈指可数。牢房湿冷，石墙渗水，夜里常有山风吹进，看守却故意不给被褥。孙达孟，那位不足两岁的女童，被关在同一排。母亲体弱无奶，孩子一度奄奄一息。张露萍把稀饭含在口中嚼碎，再一点点喂给婴儿。小生命就此留住。多年后，孙达孟取小名“纪萍”，正源自对这位年轻阿姨的感念。
监狱里，张露萍与难友们偷偷成立“抗牢委员会”，每日分派任务：有人哄看守喝酒延误点名，有人拣来碎肥皂拌草木灰写墙报。狭小空间里，她照样讲国际形势、讲延安消息，甚至教几个战士哼《义勇军进行曲》。看守惊讶：“你们都快饿死了，还有心思唱歌？”她冷冷瞟一眼：“哪怕没力气，也能唱一句。”
1946年4月，重庆行营电令：关押五年未吐口供的政治犯，一律执行枪决。名单包括张露萍。4月23日凌晨，牢门嘎吱打开，她与四名同志被押上卡车。有人低声背《国际歌》法文版歌词，有人嘴唇颤抖却努力微笑。张露萍突然说：“别停，唱出来。”于是山路回响起低沉歌声，东边天色微亮。
刑场在息烽城外的乱石坡。照例，刽子手让他们转身面向崖壁。“还有遗言？”看守问。张露萍拖着被打断的脚踝，回头说道：“请把遗体交老百姓当肥料。”看守没听懂，愣了一下。枪声响了，第一颗子弹擦过锁骨。剧痛涌来，她没倒，转头怒斥：“笨蛋！这都打不中，要害在这里！再来两枪！”话音未落，敌人慌乱补射六发。24岁的生命戛然而止。
当天夜晚，狱中难友透过高墙听到远处稀疏枪声，便知凶多吉少。孙达孟的母亲紧紧抱着孩子，喃喃念道：“露萍姐走了……”世人只看到一个倔强女子，还有人私下议论她“自找苦吃”；然而正是她五年坚守，才使几十份核心情报安全抵达延安，为华中战场一次又一次部署赢得先机。
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重庆和平谈判期间，周恩来得知她已遇害，特地在日记里写下一句：“忍痛悼念，死而无憾。”两年后，西南解放，原息烽集中营改为公家仓库，院墙上仍能找到子弹孔。当地老人指着其中一个最深的弹洞说：“那一枪最狠，也是她自己要的。”
张露萍牺牲后，家书散落未寄。唯一保存下来的，是一张油渍纸，上面写着：“若我倒下，请告诉母亲，我不用再担心衣裙，会有许多人替我缝补河山。”落款日期，1940年腊月。字迹清秀，一如她的笑容。
时代洪流中，无数名字被浪拍碎，只有少数故事被记住。张露萍不是传奇，她只是那个暴雨夜用身体给后人撑伞的人。枪声早已散入山谷，可那句愤怒而嘲讽的“笨蛋！”仍在回荡，提醒后来人：信念比子弹更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