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大理三次，第一次是单独旅行五天，第二次是和朋友一起散心两周，这一次是独自待一个多月，写书。
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有如此安神充能的感觉。
我停了一切日常工作和交际，行程表里空空荡荡，除了一周四次的普拉提课提醒。
在别的地方，我是老板，是老师，是女友，是女儿，是博主……我是关系中的角色，是供需中的一方，是要对另一个人负责的人，是轨道上安排好了行动路线的列车，从a到b，再从b到a，提速提速再提速，进步进步再进步，服务服务再服务。
在大理，我谁都不是，什么都不用做，除了把手上的书写完。
回看了在大都市的照片，无论是最熟悉踏实的深圳，还是曾引领鼓舞过我的北京，以及前段时间刚爱上的上海，我在这些城市里的表情，总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谄媚感。
那股讨好，当我身在其中是不觉得的，和在大理时自由伸展的照片一比，才惊觉。
我在讨好谁呢？
我在尽力地扮演我在大城市里的一个身份——城市里的人，现代化中的人，总该有个姿态，或者有个角色。
我在讨好那个身份，我在乞求人类社会里不知道被谁定下来的规则，给我一个莫名其妙的认可。
而大理是一个独特的地方：少数民族聚集，自由职业者聚集，边陲之地，远离权力中心和主流叙事，大量的边缘人群。虽然近年的商业化也让它看起来有些鱼龙混杂，但那是一时时髦的装扮，不是它卸妆后的本来天然。
在大理离群索居专心写书的日子，我只有一个身份，就是自己。
没有规则和天花板的地方，让我平静。
高楼没有天空高。
我是无法被驯服的，我只会臣服于更高的东西。
在大理，我那个接地的、冲撞的、生猛的身体，正在长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