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埴轮书话[超话]# 晚清“国民”论述的意涵与影响
（以下引自 沈松侨“国权与民权”，见《纷纭万端》，pp.440-41，444-45）
清末“国民”论述所以萌发，基本上与塑造新国家以达救亡图存之民族主义目标实为一体之两面。从此意义来说，晚清“国民”论述所曾激起的“启蒙”风潮，与“救亡”的集体需求，所构成的乃是一个统一的连续体；甚至可以说，前者乃是后者的一个组成部分。李泽厚把救亡与启蒙断成两截，认为近代中国思想发展历程的特色乃是救亡压倒启蒙，显然并不是分析晚清思想发展的有效架构。
也正因为建构“国民”的原动力起于对群体目标的追求，以致在当时的“国民”论述中，国民固然被视为国家组成的必要成分，然而，真正占据这个论述之核心位置的，却绝非国民本身，而是他们所构成的有机整体——国家。……在表面上洋溢着一片对“国民”的歌颂声中，斯时中国知识分子所真正唱出的，却是将“国家”加以神化、圣化、物化的魔咒。其结果，当然只能召唤出一个霍布斯所谓的“利维坦”。这么一个强雄耸峙的国家巨灵，既等于国民之整体，享有国民所赋予的高度正当性与炫目的道德光环，又超拔于任何个别国民之外，而自有其独立的意志与人格，且其意志与利益，永远高于国民的个别意志与利益。换句话说，作为抽象整体的“国民”乃是掌握统治权威的“主体”（subject），个别具体的“国民” 却只能是被支配、被宰制的客体（the subjected）。
……随着“国民”论述的建构与散布，晚清以来，中国知识阶层乃至一般社会大众的心理意识与政治行为，不免深受影响，渐形改观。国民观念所涵摄的自由、平等、民权等价值，确实也在近代中国的政治过程中，发挥了一定程度的启蒙效应。就此而言，晚清的国民论述，对于公民意识在近代中国的开展，或不无扫除奠基之功。
不过，也正因为其所由产生的特殊历史背景，晚清的“国民”论述实有其难以克服的矛盾与限制。首先，清末知识分子所以建构此一“国民”论述，首要用心无疑端在挟此以对抗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侵略。然而，如本文曾指出的，当时的中国知识阶层，沉溺于杂染着浓烈之强权观念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于西方殖民霸权证成（justify）自身侵略行径之正当性的理论假设，非特未加反思，反而奉为圭臬，视为中国图强求存的鸿秘至宝，甚至追慕英俄故步，标举“中华大帝国，雄飞廿世纪”的口号，作为激励“国民”的手段。换句话说，晚清的“国民”论述，其实正是遵循西方殖民主义文化霸权所划定的叙事空间，来进行反西方的民族主义论述。就此而论，晚清的“国民论述”恐怕也只能说是一个笼罩在西方帝国主义阴影下的“派生论述”（derivative discourse）。
其次，我们也可以看出，晚清的“国民”论述，表面上是以挣脱奴隶状态、重赋“国民”以自由为标榜，然而，其所真正关怀的，并不是任何实质的个人解放，而是超脱于个人之上的国家巨灵的解放。“国民”，在这套论述形构之中，纵然剿袭了诸多自由民主体制之下“公民”所常具备的外在形貌，其实却绝无cizenship 概念所不可或缺的政治主体性可言。
吊诡的是，这一套略无主体性可言的派生论述，自其诞生伊始，却吸引了无以数计的个别“国民”奉献牺牲，相率投身于营造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使命之中。因而，我们最后的一个问题便是：当一个个人，深受“国民”理想感召，毅然割弃他与旧体制的一切联系，孤独而勇敢地跃入这个晚清知识分子共同建构出来的“美丽新世界”，从而将其存在的意义完全交托给“国家神祇”之后，他所可能遭遇的，会是怎样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