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以升生于1896年，江苏镇江人，自幼聪颖好学。童年时期，他常在秦淮河边观察船只

茅以升生于1896年，江苏镇江人，自幼聪颖好学。童年时期，他常在秦淮河边观察船只通行，产生了对桥梁的浓厚兴趣。他的学业生涯始于国内优秀学校，后获奖学金赴美深造，在卡耐基理工学院（现卡内基梅隆大学）获得工程博士学位，成为最早接受现代土木工程系统训练的中国人之一。 学成归国后，正值国家交通建设亟待发展的时代背景，他投身于设计与建设工作，担任中国铁路桥梁工程的要职。在复杂地质环境与技术设备极其匮乏的背景下，主持设计的钱塘江大桥不仅技术先进，更具有深厚的政治象征意义。这座桥梁的通车标志着中国工程师可以独立完成大型工程，极大鼓舞了民族信心。 茅以升的第一任妻子戴传蕙出身书香门第，性格温婉，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两人婚后育有六名子女。在二十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战乱频仍、政局动荡的背景下，茅以升的工作需频繁调动，从南到北、由内地到沿海，他的足迹遍布全国大大小小的施工现场与研究所。 由于工作性质决定的长期分离，夫妻二人不得不过着聚少离多的生活。多达二十余次的迁徙，使家庭稳定性大打折扣。在这些年中，戴传蕙不仅要操持家务、照顾子女，还要忍受不断变换的生活环境与城市陌生感带来的心理压力。原本活泼开朗的女性，在日复一日的独自操劳中逐渐沉默下来。 茅以升虽在公共领域勤勉有加，却未能在家庭中给予相应的情感支持与参与。他将全部精力投入国家桥梁建设与科研事业，而忽略了家庭中伴侣的需要与牺牲。 1946年，茅以升人生拐了个大弯。当时他在上海修钱塘江大桥，认识了21岁的权桂云。她家境不好，常在工地干活。两人慢慢熟了，擦出火花。茅以升早有家室，1912年跟戴传蕙结婚，生了五女一男，六个孩子，日子过得挺和睦。但他没管住自己，跟权桂云偷偷好上了，还生了个女儿茅玉麟。 这事藏了几年，到1950年代，国家推一夫一妻制，他瞒不住了。回家跟戴传蕙坦白，她没吵没闹，就是沉默，眼泪往下掉。从那以后，家里气氛冷得像冰窖，孩子们也感觉不对劲，欢声笑语没了。戴传蕙1968年病死，葬礼上子女看他的眼神都带着距离。丧事后，他把权桂云和茅玉麟接回家，还正式娶了权桂云。这下子彻底炸了锅，长子茅于越拍桌子骂他，走了，其他孩子也陆续搬出去，家里空荡荡。 权桂云想缓和关系，带着点心去看孩子们，可没人搭理她。她没办法，带着茅玉麟回乡下老家，日子过得苦哈哈，后来病死了。茅以升一个人留在北京，住小公寓，桌上堆满写给孩子的信，可没一封有回音。他逢年过节打电话，没人接，就自己挂了。尽管孤单，他还是埋头干活，教年轻人，写桥梁文章，可心里那块空怎么也填不上。 茅以升在长期失衡的亲情中，企图调和新旧家庭之间的裂缝。他希望六个原配子女能够理解并接纳这段新的婚姻，但现实远比设想更为复杂。特别是在母亲戴传蕙因情感打击而病逝之后，几个子女对父亲的再婚极为排斥，并将母亲的早逝归咎于父亲情感上的背叛。 面对冷漠的子女与情绪日益低落的权桂云，茅以升陷入两难。他无力重建家庭关系，亦无法给予新家庭充分的承诺和安稳。随着时间推移，权桂云情绪恶化，最终身患抑郁症。她的生命逐渐黯淡，与他前妻相似，最终郁郁离世。 茅以升的六位子女与他情感日益疏远。在母亲去世后，他们几乎中断了与父亲的联系。家庭聚会不再举行，节日问候不再继续，即便父亲罹患重病住院，也未有一人前来探视。直到去世前，陪在他身边的，唯有与第二任妻子所生的小女儿。 对于一个一生奉献于国家基础建设的长者而言，这样的结局无疑令人唏嘘。他生前留下大量科研成果与学术论文，主持创建中国桥梁学会，推动工程技术标准化建设。但在家庭维度上，他始终未能摆脱“旁观者”的身份，既未能给予伴侣稳定的情感依托，也未能在子女成长中提供足够的参与与沟通。 茅以升在设计理念中首创多项技术突破，尤其擅长在河流、地震频发区或复杂岩层条件下提出科学应对方案。他所主持的钱塘江大桥与武汉长江大桥均具有重大战略与经济意义，分别连接江南与浙北，华中与华南，对提升内地与沿海的物流效率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技术之外，茅以升亦重视桥梁在民族自立自强中的象征价值。他常在讲话中提到，桥梁不只是交通工具，更是国家精神与科技水平的体现。他所代表的工程师精神，强调实干、理性与责任感，为中国土木工程行业树立了长远典范。 茅以升晚年在学术界地位依旧崇高，被授予多项荣誉称号，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他参与多项国家工程项目评审，为工程教育体系建设出谋划策。他鼓励青年学子投身祖国科技事业，提倡工程伦理与实用精神的结合。 1990年，茅以升去世，享年94岁。悼词中列举了他对国家科技事业的杰出贡献，但在私人空间里，却未有子女前来送别。站在他病榻前的，只有最年幼的女儿。 桥梁在中国大地上跨越河流、连通城市，而构筑亲情的桥梁，在他的人生中始终未能完工。他用毕生构建了国家发展的钢铁之路，却难以弥合自己家庭的情感断裂。 参考资料 著名土木工程大师茅以升．福建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