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新婚刚满十天，就在一个夜晚被国民党追捕的风声惊醒，不得不翻墙逃命，连门都没来得及出。 新娘邹靖华站在屋里，披着嫁衣等他一夜，没等来人，只等来特务的敲门和满村的风言风语。 这一别，就是十年，他躲进革命浪潮里，她独守家中，挨过最艰难的岁月。 1928年，湖南长沙的婚房里还挂着红绸，许光达就被通缉，婚礼是家里人做主，没几个人知道他其实已经是共产党员。 那年他才二十岁，刚从黄埔军校回来不久，身上藏着党的文件，结婚那天，邹靖华害羞地坐在屋里，不知道自己这个“革命丈夫”，明天可能连命都保不住。 婚礼结束十天不到，村里传来风声，说有人告密，夜里，许光达把家门轻轻带上，匆匆离去，连句告别都没说，那一晚，是他人生里最重的一个转身。 从长沙逃出去后，许光达一路往南，先去了广东，后来去了上海，最后在1933年转往苏联治疗旧伤，在那之前，他早已在战场上几度受伤。 1932年在湖北应城，胸部中弹，三次手术都没取出子弹，他咬牙忍痛，在没有麻药的战地医院撑了下来。 那几年，他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连党组织一度也联系不上，对邹靖华来说，丈夫像消失了一样，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更心酸。 而她的日子，比逃亡更难，丈夫刚走没几天，家里就被查了，村里的特务逼她承认“共匪婆”身份，把她拉到街上游街。 她才十几岁，还不懂什么叫政治斗争，只知道自己成了人人避讳的对象，有人上门劝她改嫁，有人威胁她签下离婚书，说许光达活不过今年。 她没理，咬着牙躲在亲戚家靠织袜子过活，一天织十几个小时，肺病也就是那时候拖出来的，肺结核严重到咳血，她却连药都买不起。 她没放弃过找人，托过人问广州，又托人去上海打听，始终没个准信。 有一次她听说许光达在福建出现过，硬是坐了三天船跑去，结果白忙一场，别人说她傻，她只回一句：“只要他还活着，我就不改嫁。” 许光达在苏联治病那几年，生活条件也很差，他睡地下室、吃黑面包，一边养伤一边参加军政学习。 中间党组织一度找不到他，还以为牺牲了，直到1938年，他才在苏区重新现身，调往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做教育长。 那年秋天，邹靖华托了徐特立的关系，准备北上延安。 在西安办事处，林伯渠问许光达，“你妻子要来，接不接？”许光达当天就复电：“马上请来。”他没多说一句话，但战友都知道，他等这封电报等了太久。 1938年10月的延安，秋风已经凉了，火车站上，邹靖华穿着灰布衣，背上是一个旧包，她站在人群里，目光一个劲往人群深处望。 许光达穿着八路军制服，走下台阶，看见她时愣了一下，十年不见，邹靖华瘦得脱了相，他没有说话，只是大步走上前，把她搂住了。 “你怎么瘦成这样？”他说。 “没吃的呗，还得找你。”她笑。 那一夜，两人坐在窑洞门口没睡，邹靖华把这些年的委屈都说了，说村里人笑她，说亲戚不敢收留她，说自己去过多少地方找他，都白跑了。 许光达听完一句没插嘴，只递过去一只军用水壶，说：“以后都过去了。” 十周年那天，许光达写了一封信。信里说：“我们结婚整十年，见面不过两个月零二十一天。” 他没讲大道理，只说，“人活一世，能等到这一天，值了。”这封信现在还留在许光达纪念馆。 重逢之后，邹靖华跟着许光达转战各地，她不愿留在后方，要和他一起上前线。 1947年，从延安转战陕北时，她怀里抱着军用文件，走了整整七天七夜。 脚上起泡，双手冻裂，她把文件紧紧护着，走到指挥部那一刻，许光达看见她，眼圈都红了，他说：“你跟了我，不容易。” 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授衔，军委定他为大将，他却连着写了三封信申请降衔，说自己没资格当大将。 “我受之有愧，战死的人太多了。”毛泽东亲自批示：“此人清醒，是共产党人的明镜。”最后批准他为上将。 那一年，他还提出一件事：让邹靖华脱军装，转业地方工作，他说：“我们不能一家都在部队，要立规矩。” 邹靖华没吭声，第二天交了军装，两人搬进一间普通宿舍，房里没什么像样家具，有人给送木地板，他也退了，说：“铺木地板我睡不踏实。” 许光达晚年身体不好，但没怎么去过医院，他常说：“我命大，很多战友都走了，我还能活着看你做饭，知足了。” 1969年，他因病去世，临终前说：“骨灰撒到浏阳河去，我是那的人。” 邹靖华一直活到2004年，病重前把儿女叫来，只留了三句话：不办丧事，不搞追悼，不留存款，全交最后一次党费。 她这一生没留下什么，只有一只旧包和许光达写给她的几封信。 信纸发黄了，但字迹还在，十年苦等、七十年相守，他们把婚姻过成了一段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