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6月18日，国民党上将陈仪被执行枪决，行刑前，蒋鼎文让士兵端来酒食，陈仪摆手说：“你要念及旧情，就让士兵麻利点，打我头部。“ 陈仪，浙江绍兴人，少年时便显露出超凡的记忆力与学识。出生于商人家庭的他，在家人的期望下走向了武学之路。1902年，年仅19岁的陈仪远赴日本留学，在陆军士官学校与多位后来成为革命党人的同胞相识，如徐锡麟与秋瑾。归国后，陈仪积极参与反清革命，并在辛亥革命后在民国政府中担任多个要职，表现出了他的军事和政治双重才能。 1948年的夏季，陈仪身着整齐的军装，眺望着浙江的江面，他的内心深知国民党的日子已不多。陈仪决定行动，他计划通过旧部下和同志们的力量，为解放军的南下铺平道路。这项计划的关键人物是他的外甥丁名楠，一个青年军官，他被陈仪派遣前往上海，任务是联络汤恩伯，并说服其一同响应起义。 当丁名楠抵达上海时，这座城市正处于战后复苏之中，繁忙的街道上，国军与市民忙碌地穿梭。他来到了汤恩伯的指挥部，一个座落在市中心的老旧建筑，上面悬挂着褪色的国民党旗帜。丁名楠将陈仪手写的信件交给了汤恩伯，那是一封详述起义计划与合作意愿的书信。 汤恩伯接过信，他的办公室里堆满了战时文件和地图，窗外的上海天际线在夕阳下显得异常沉重。汤恩伯仔细阅读信件，然后沉默良久。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告诉丁名楠，需要时间考虑。丁名楠感受到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但他还是遵命返回了杭州，将情况汇报给了陈仪。 几周后，汤恩伯仍未有明确答复。陈仪焦急不已，再次派遣丁名楠前往上海，催促汤恩伯作出决定。这一次，汤恩伯告诉丁名楠，他将很快前往杭州亲自与陈仪商讨。丁名楠带着这个承诺离开，心中略感宽慰。 然而，汤恩伯的迟疑与内心的挣扎最终导向了背叛。他将陈仪的信件秘密上交给了蒋介石的情报部门。在一个风高夜黑的晚上，情报部门的特工悄无声息地进入了陈仪在杭州的官邸，将其逮捕并连夜押送至南京审讯。 在南京的监狱中，陈仪被单独关押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外面是厚重的铁门和严密的守卫。几个月的时间里，陈仪被审讯多次，尽管他始终保持沉默，但情报部门已从汤恩伯那里得知了全部计划。 1949年底，随着局势的进一步恶化，蒋介石命令将陈仪押解到台湾，以防他在大陆有任何影响力复活的可能。抵达台湾后，陈仪被关押在基隆的一座要塞司令部，这里曾是抗战时期的重要军事基地，现在成了关押政治犯的场所。 1950年6月的一个清晨，特别法庭以叛国罪对陈仪进行了快速审判。审判过程匆忙而形式化，庭上，汤恩伯出人意料地出庭作证，直指陈仪的叛变计划。审判结束后不久，陈仪被判处死刑。 行刑的前夕，陈仪被孤独地关在了一间昏暗、狭小的候刑室中。室内除了一张破旧的木床和一盏忽明忽暗的油灯外，再无其他。四壁裸露，仅有的小窗户上方挂着厚重的铁栅，月光透过间隙投下几缕斑驳的光影。他静静地坐在木床上，双眼直视前方，表情异常平静，似乎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这一夜，陈仪的心中却回荡着他一生的起落：从年轻时的雄心壮志，到抗战期间的赴国难呼声，再到内战后的失意与背叛。他如同一棵经历风霜的老树，见证了太多人性的光辉与阴暗，如今却要在冷漠的刑场上落叶归根。 清晨时分，蒋鼎文亲自来到候刑室。他的脚步沉重，手中提着装满酒食的篮子，似乎希望用这些世俗的慰藉减轻陈仪的痛苦。蒋鼎文面色复杂，眼中闪烁着难以言说的情感，他与陈仪曾经是战场上的同袍，如今却成了送别者。他轻声开口，语气中带着一丝哽咽：“陈兄，这最后的酒食，还望接受。”然而，陈仪坚决摇头拒绝，他的声音低沉而坚定：“鼎文，无需多礼，我已准备好。” 天边渐露鱼肚白，一行人默默地将陈仪押送向刑场。他身着简单的囚服，步伐稳健，仿佛在进行最后的长行。周围围观的人群中，有的低声议论，有的默默落泪，他们中的许多人曾被陈仪的气节和胆识所折服。走向刑场的路途仿佛异常漫长，每一步都踏在观众心上，引发深深的共鸣。 当他站在刑场中央，面对着冷冰冰的枪口，陈仪昂首挺胸，他的眼神中没有恐惧，只有一种超脱。他高声向行刑队喊出：“快些吧！”声音中带着一种释然和不屈。枪声响起的瞬间，不仅是陈仪生命的终结，也象征着一个激荡的时代的黯然退场。 事后，陈仪的遗体被其家属领回。在台北的一个清朗的午后，他被火化，并安葬在一片静谧的山林之中。山风轻拂，松涛哗哗，仿佛在诉说着对这位英雄的无限哀思与追念。 而汤恩伯，这位曾是陈仪亲密战友却最终背叛他的人，他的生活在此后变得愈加凄凉。良心的谴责和政治的孤立使他倍感痛苦。1954年，汤恩伯因病去世，死时无一亲友在侧，孤独而悲愤地结束了自己的一生。蒋介石对汤恩伯的去世反应异常冷淡，这一态度不仅反映了他对汤恩伯个人的失望，也象征了政治斗争中人性的脆弱与无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