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60年代末，一名女知青逃到苏联，并在苏联成为了一名特工，然而6年之后她身患重病，在临死前用鲜血写下一个字。 1968年5月的一个深夜，一名年轻女子在中苏边境的额尔古纳河上挣扎前行，此时虽已是5月，但河水仍然冰冷刺骨，且不断灌入她的鼻腔。 就在这危急时刻，对岸苏联游艇的探照灯正好扫过，她的身影几乎被淹没在雨幕中。 而这个冒险渡河的身影，正是刚满19岁的天津女知青傅索安。 傅索安出生在天津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医生，母亲从事翻译工作。1966年，傅索安成为首批红卫兵时，她因组织能力强、表现突出被推举为学校红卫兵负责人，同年8月还受到毛主席接见。 而正是这个特殊的政治光环，让她在1968年成为全国首批插队落户的女知青，目的地是内蒙古奇玛村：一个距离中苏边境仅20公里的贫困村庄。 刚到农村时，傅索安主动承担重体力劳动，凭借文化知识帮助村民解决实际问题，很快成为当地公认的"能人"。村里人记得，这个城里姑娘总爱抢着挑水、犁地，有次为争农具把手掌都磨出了血泡。 然而，没过多久，一场冲突彻底改变了傅索安的命运。 这起冲突的爆发源于两村间的水源纠纷，奇玛村与鲍家村因1958年修建的水库分配问题积怨已久，1968年春夏之交的干旱让矛盾激化。 根据档案记载，傅索安带人冲击鲍家村水利设施，导致对方5人受伤，其中一人双目失明。后来，这场械斗被定性为"聚众斗殴"，她本人遭到鲍家村村民的暴力批斗。 在持续数日的殴打中，傅索安的头发被扯掉一缕，面部肿胀得几乎无法辨认。 工作组介入后，她被关押在村中的破旧仓库，每日遭受村民的唾骂和殴打。据当年参与批斗的村民回忆，仓库里堆满农具，傅索安蜷缩在角落，眼神里既有恐惧也有倔强。 1968年5月的一个深夜，傅索安借着看守换岗的间隙，用磨尖的竹片撬开窗户。她穿着单衣跳出窗户，在零下十几度的寒风中狂奔三公里，最终找到干娘准备的木船。 当小船划到苏联境内时，她全身已冻得失去知觉。苏联边防军发现这个昏迷的少女后，起初怀疑是间谍，但经过审讯发现她只是想逃离批斗。 由于当时中苏关系紧张，傅索安被送往莫斯科附近的克格勃训练营。在那里，她接受了长达两年的特工训练，学习俄语、格斗、无线电操作和情报分析。 训练营的教官回忆，这个中国姑娘的射击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能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连续潜伏八小时。 1970年，傅索安以"李娜丽"的化名被派往日本执行首次任务。目标是一名叛逃的苏联武器专家，此人掌握着米格-25战斗机的核心机密。傅索安伪装成报摊摊主，在目标每日必经的擦鞋摊附近潜伏两周。 行动当天，她故意制造混乱引开保镖，用毒针完成暗杀后迅速撤离。这次任务的成功让她获得克格勃上尉军衔，但心理压力也与日俱增。据同期特工回忆，她开始出现失眠症状，常对着东方发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里写满中文诗句。 随着时间推移，傅索安的身体状况急剧恶化。1973年体检时查出肝癌晚期，但克格勃为防止泄密隐瞒了病情。 1974年4月13日，在病痛和心理压力等多重折磨之下，躺在病床上的傅索安用颤抖的手蘸着血在墙上写下一个"悔"字后，用自尽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而傅索安的死引发了连锁反应，1979年，另一名从东北逃往苏联的女知青胡国瑛，正是受到她临终"悔"字的影响，才选择主动向中国驻蒙古大使馆自首。 在哈尔滨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庭上，胡国瑛供述："看到傅索安的报道时，我突然明白逃到天涯海角也逃不过良心的谴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