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的故事，得从他出生说起。1908年，他生在黑龙江巴彦县一个地主家庭，家里条件不错，父亲在当地有点名气。他小时候没吃过啥苦，读书的机会也比一般人多。1924年，他上了齐齐哈尔省立第一中学补习班，后来转到天津南开中学，认识了对他影响挺大的林枫。1928年，他考进国立北京法政大学，那时候他才20岁，年轻气盛，对未来满是期待。 大学里，李时雨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读了不少进步书，思想慢慢变了。1931年，他先加入共青团，年底就成了共产主义者。那年正好赶上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东北，他坐不住了，组织北平学生上街抗议，还带队去南京请愿，要求政府硬起来抗日。1932年，他回到哈尔滨，加入抗日义勇军，干到第三路军副总司令兼秘书长，在巴彦县打过几仗，干掉不少日军，组织能力很强。 1933年，李时雨跟孙静云结了婚，孙静云后来也入了党，成了他革命路上的帮手。1934年，党组织让他打入东北军，他靠同乡张学孟介绍，进了西安“剿匪”总司令部第四处，当了个中尉办事员。表面上他老实干活，整理文件，实际上跟地下党刘玉心联系，偷情报，推抗日。1936年西安事变，他跟刘玉心商量后决定接着潜伏，盯着局势变化。 1937年，东北军改编，李时雨被裁了，跑到日占天津，在高等法院当书记官。那时候他利用职务便利，冒险运送电台设备，帮地下党做事。1940年，他当上立法委员，去北平汇报工作，还安排孙静云假装治病去南京搞情报。1941年，他被陈公博拉进上海市党部当秘书长，还在保安司令部安插了不少地下党同志。同年，孙静云被抓，受了刑但没招，后来放了。他还跟着陈公博去日本，观察到日本因为战争缺人手，把情报送回组织。 1943年，李时雨升到上海市警察局司法处处长，收集了不少情报，日本联络官还夸他是“清官”。1944年汪精卫死了，陈公博想让他当司法行政部次长，但周佛海不同意，他只能继续干警察局的活。1945年，他又被周佛海提拔为上海行动总指挥部军法处处长，少将军衔，负责治安。表面上他是国民党的人，暗地里却按中共上海局指示，组织警察和保安准备起义，后来因为中央决定把力量转到东北，这计划才停了。 1945年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忙着清算汪伪政权的人。军统上海站军法处处长沈维汉接到密报，说李时雨是共产党。他觉得这事不小，赶紧报告戴笠。戴笠看了情报，觉得沈维汉瞎怀疑，李时雨是他提拔的，忠心没问题，就批示说李时雨功劳大，不能随便动。沈维汉不服气，但没办法，只能暗中盯着。可李时雨真是共产主义者，他在军统里潜伏多年，戴笠完全没看出来。 1946年3月，戴笠飞机失事死了，军统乱成一团。沈维汉趁机重查李时雨，9月派人把他抓了。审讯时李时雨啥也没说，硬扛到底。沈维汉亲自上阵也没问出啥，因为证据不够，国民党没法判他重罪。年底，上海高级法院判了他七年半，关进监狱受了不少苦，但他信念没动摇。1949年，解放战争快赢了，国民党撤退前放了些囚犯，李时雨出来了，马上跟组织联系，被送到香港。 在香港待了没多久，李时雨就去了北京。1949年10月1日，他参加了开国大典，看到国旗升起来，激动得不行。新中国成立后，他在中央社会部干情报工作，孙静云在北京市公安局上班。晚年他当了中国佛学院副院长，研究佛教文化，还捐钱在家乡设了个“李时雨奖学金”，帮学生读书。1999年12月28日，他在北京去世，活了91岁。 回头看1945年那次告密，戴笠错得挺离谱。他那么相信李时雨，可李时雨偏偏就是共产主义者。这事说明啥？一是李时雨隐藏得太好，18年潜伏没露馅；二是戴笠太自信，以为自己看人很准，结果栽了跟头。李时雨靠智慧和胆量，在敌人内部干了那么多事，帮新中国成立出了大力。他的故事不是靠运气，是真本事和信念撑起来的。 李时雨出身地主家庭，按说可以过安稳日子，但他没选舒服的路。从学生到抗日战士，再到潜伏特工，他一步步走来，吃苦受累不说，还随时可能掉脑袋。可他没退缩，跟孙静云一起扛住了压力。1945年那次危机，他差点暴露，但靠沉着和组织保护挺过去了。到了新中国，他也没闲着，继续出力，晚年还关心教育，这样的人真不简单。 李时雨的事迹，让人感慨地下工作者的不容易。他们不像战场上的兵，风风光光打仗，而是藏在暗处，默默干活。李时雨用行动证明了自己的忠诚，不是对戴笠，而是对信仰和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