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北京知青邵东平娶了地主家女儿。在新婚之夜，妻子问他：“东平哥，我家出身不好，你是认真的吗？” 沉默了一会儿，邵东平将她拥入怀里，没有回答她的疑问。 1971年的北京，政治气氛依旧紧张。文革进入中后期，阶级斗争的口号依然高悬在学校与街头。 那一年，22岁的邵东平响应国家号召，去了河北某地插队落户。他是工人家庭出身，家里虽然不富裕，但政治背景“红”得干净，属于人人羡慕的“红五类”子弟。 他带着理想和激情来到这个北方小村，打算在这里锻炼自己，将青春奉献给农村广阔天地。但理想很快就撞上了现实。 粮食紧缺，农活繁重，村民的脸上写满了疲惫和沉默。刚来的时候，村里人对这些“城市来的娃娃”并不友好，觉得他们干不了农活、吃不了苦，是来添乱的。 但邵东平不一样。他从小脾气倔强，骨子里有一股不服输的劲。他每天第一个下地干活，最后一个离开，扛麻袋、打井、背粪，从不抱怨。 慢慢地，村民对他改观了，连村支书都夸他：“小邵是个实在人，不像有些知青，身子没下地，心早飞回城里了。” 就在这样的日子里，他认识了林玉芬。 林玉芬是村里人，长得眉清目秀，有股子不言而喻的温婉。 可她的身份，是地主家的女儿——她父亲解放前是村里最有钱的人，家里几进大院，雇了不少长工。解放后被划成“地主”，家产被分光了。 文革一来，全家更是抬不起头，成了“牛鬼蛇神”。村里人见她都绕着走，哪怕她只是去井边打水，也会被人白眼和嘲讽。 但林玉芬从不争辩，也从不哭。她每天默默干活，照顾体弱的母亲，从不去打扰别人。这样的她，让邵东平注意到了。 有一回，他在田埂上干活时不小心摔了一跤，脚崴了，别人都说“男知青不中用”，只有林玉芬悄悄从家里拿了草药，趁夜色替他敷脚。 她低头不语，双手颤抖，替他缠好草药后便转身离开，只留下一句：“这个法子，我母亲腿风湿时也用过。” 就是那一刻，邵东平的心动了。他突然意识到，这个姑娘虽出身“成分不好”，却比很多“红五类”的人更善良、更坚韧。 日子久了，他主动找她搭话，两人慢慢熟络起来。村里人见了，有人窃窃私语，也有人冷眼旁观，甚至有知青劝他：“你疯啦？地主家的女儿？你不怕以后回城被清算？” 可邵东平只是笑笑：“她又没做错事。” 在那个政治挂帅的年代，这句话需要极大的勇气。 1971年秋天，他向村支书申请成婚，说自己要娶林玉芬。村支书差点没吓掉烟袋：“你清醒点！你想想她是什么成分？你回城还有希望，你要是娶了她，自己以后也成‘黑帮亲属’了。” 邵东平没吭声。他回去整整沉默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又去了村支书家，坚决地说：“我认定她了，成分的事，跟人心无关。” 村支书叹了口气，只说：“你小子，这一步走定了，往后苦是你自个儿吃。” 婚礼简单而冷清，没锣鼓，也没人道贺。村里人远远看着，有人摇头，有人讥讽。但邵东平握着林玉芬的手，笑得坦然。他知道，这条路是他自己选的。 新婚之夜，屋里点着一盏煤油灯，发出橘黄色的微光。窗纸透着风，墙角搁着他从城里带来的一个旧行李箱。 林玉芬坐在床边，穿着他缝的粗布嫁衣，神情拘谨而不安。她眼里含着泪，却倔强地问道： “东平哥，我家出身不好，你是认真的吗？” 屋里一时间安静得落针可闻。 邵东平没有立刻回答。他看着她清瘦的脸，眼角那道因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细纹，还有手心厚厚的茧。他突然觉得喉头发紧，有些话堵在那里，不知如何开口。 良久，他伸手将她轻轻揽进怀里，力道坚定，温柔却不容置疑。他没有说“我不在乎”，也没有说“我爱你”。他只是紧紧抱着她，用那份沉默，替代了承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