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7岁的张大千和几名同学回家途中遭遇土匪，土匪让他写信索要银子赎身，

1917年，17岁的张大千和几名同学回家途中遭遇土匪，土匪让他写信索要银子赎身，没想到张大千刚一提笔，土匪竟激动地大喊：“不要你赎金了，你来做我们师爷吧！”

那时候，张大千和弟弟在重庆的求精中学念书，同年5月27日学校放假，兄弟二人约上顺路的同学，一行8人走路回家。

他们计划从重庆出发，一路走回去，每天走到一位同学家中，到一家拿一块钱，剩下的人继续走。刚开始还顺利，他们接连送了2位同学回家，也从同学家中得了两块钱做盘缠。

第二日，6人继续上路，到了丁家坳之后，他们还去看望曾经的老师。

那个时候四川等地战乱不断，土匪更是横行霸道，刘老师见他们都是走陆路，不免有些担心，生怕他们被土匪虏了去，特意叮嘱张大千：“莫再走旱路啰，现在白天走官道都不保险！”

但张大千不以为意，他觉得自己是穷学生，身上一个子都没有，土匪劫道不外乎是劫财，怎么会将他们看上眼呢。所以第二天，张大千等人出发没有走水路，而是继续步行回家。

后张大千和同学上路，打算离开永川。走到大足田坝子时，路边跳出3个拿土枪的土匪。后面，他们又遇到5股土匪。但是，土匪见他们没财物，也没起扣留歹意。

之后6人在教堂石砌的矮墙下露宿。可大家睡下不久，又被枪声惊醒，之后，呐喊声四起，“土匪来了！”

同学们被吓住了，就跟着人群四初逃命，可以在逃跑中张大千摔倒了，掉了队。他刚从地上爬起来，就被提枪的土匪逮住。

当时的土匪头子让大千给家里人写信，挑银子来赎，不过，待大千写完信，土匪改变主意了。他见大千一手草书，写起来又快畅，便让大千当他的黑笔师爷，专门为其他人写绑票信。

张大千自然不愿意当土匪，但是当时保命要紧，只能听他们的话。

后来送张大千去土匪窝子的时候，土匪们还弄了顶轿子，抬着张大千，一路上遇到放哨的土匪，居然都对着轿子举手行礼，张大千坐在轿子里面哭笑不得。

在土匪窝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这股土匪被官军招安，编入了官兵队伍。改编之后张大千心里窃喜，心想这下可以回家了，但是回家之路并不顺利。

改编之后的一个排长，一直认为张大千是这伙土匪打劫来的肉票，一门心思要从他身上弄些油水。开始说土匪头子欠他的钱，让张大千报答土匪头子，写信回家要钱，拿到钱后，张大千就可以顺利回家了。

后来张大千的哥哥委托一位县长，跟部队交涉，才把张大千接回了家。从当年的5月30日被绑票，到9月10日回家，整整100天。

经历了劫后余生，1919年，张大千去了日本学习染织。在日本期间，张大千还学起了绘画、诗词。

两年后，他回国，本打算与表姐谢舜华结婚，可最后她却病逝了，这让张大千伤心不已。

后来张大千父母给他定了第二门亲事，女方倪氏，但没多久倪氏得了怪病，生活不能自理，于是取消了亲事。

接连两次的情伤，张大千很伤心，他跑到寺庙出家，“大千”是他的法号。

几个月后，他便被哥哥拽回了家，与家人给他选得族亲曾正荣完婚了。

而结婚两年，曾庆蓉都未生育，直到好些年后才有了唯一的女儿张心庆。

1922年春，张大千又娶了二太太黄凝素，她身材苗条，精明干练，且略懂画事，黄夫人过门时才15岁，比张大千小8岁，她先后生了八个子女。

1934年，张大千在北平又看上一位年仅18岁的京韵大鼓名角杨婉君。

一年后，在征得黄凝素的同意后，张大千纳19岁的杨婉君为自己的三太太。

但到了1946年张大千与黄凝素感情完全破裂进而离婚。

1949年，48岁的张大千与18岁的徐雯波结婚。

徐雯波是张大千女儿张心瑞的同学，平时喜爱绘画，听说心瑞的父亲是张大千便提出要心瑞带她去看张大千作画。

张大千见到徐雯波时很乐意，徐雯波也被大千作品深深吸引，于是提出要拜他为师。

张大千拒绝，但答应徐雯波可每天来看他作画，后发展至徐雯波有身孕，张大千便提出结婚。

在张大千此后的人生中，徐雯波始终伴随其左右，寸步不离。不管是国内外举办画展还是最后定居台湾，张大千都只带着徐雯波。

虽然张大千对徐雯波颇为宠爱，可却依旧没有改掉风流多情的毛病。相较于他四位明媒正娶的妻子，张大千一生最难忘怀的还是他的“三妹”李秋君。

张大千当时认为自己已有太太，“李府名门望族，自无把千金闺女与人作妾的道理，而我也无停妻再娶道理”。而李秋君也“恨不逢时未嫁成”，因此终身不嫁。

张大千的夫人们和女人们之中，对他的艺术事业最有影响力的还是李秋君。

张大千一生深爱的女人不下于十位，他的好友舒适曾经给他一个评价：其人与笔两风流。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丰富到令人咋舌的感情经历，张大千对于女性的观察才如此精准，他用妙女拈花的笔法，画的不仅仅是美人的皮和骨，而是乱世之中女人们对爱和理想的殷切心声。

也许正是因为他情感丰富，才让他在绘画领域取得了如此高的成就，成为最负盛名的国画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