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有8个儿子，他最看重张学良，不光把他当作接班人培养，还对他百般疼爱，他最厌恶张学铭，不光对他不闻不问，还把他送到日本做人质，那么同是一个爹的儿，张学铭为何这么悲催呢？
深夜，两岁的张学铭因牙痛哭闹不止，张作霖从睡梦中惊醒，怒气冲冲地冲向幼子。
一阵拳打脚踢后，孩子的哭声更大了。
赵春桂冲进房间，将儿子护在怀中，转身指责丈夫："一个大人，欺负两岁的孩子，还是你亲生的！"
张作霖没有收手，反而更加暴怒："这孩子是喇嘛转世，迟早会害了我！"
这场冲突后，赵春桂带着张学铭离家出走。
几个月后，她忧郁而死，从此，张学铭失去了母亲的庇护，成为张家最不受欢迎的孩子。
喇嘛转世的恐惧，成为压在张学铭身上的无形枷锁。
事情源于张学铭出生前夕。
那晚，张家门卫梦见一个喇嘛闯入府邸。
而张作霖早年因剿匪杀害过一名小喇嘛，一直心存恐惧。
他深信因果报应，认为张学铭是那位喇嘛转世，来向他索命。
这种迷信在当时的军阀家族中并不罕见。
张作霖尤其迷信，他常请算命先生看相，决定重要军事行动。张学铭一出生就被贴上"不祥"的标签，命运从此坎坷。
相比之下，长子张学良的待遇天差地别。
张学良是赵春桂所生的长子，符合传统的"嫡长子继承制"。
没有任何"不祥"的传言缠身，张作霖对这个儿子寄予厚望，为他安排最好的教育和军事锻炼。
仅16岁，张学良就进入东北陆军讲武堂，20岁，他已经参与实战，指挥作战表现出色。
张作霖公开赞扬："这个儿子有我的风范！"
同一时期，张学铭却被冷落在角落。
他童年大部分时间在祖母家度过，很少见到父亲。
没有人教他骑马射击，没有人带他参观军营，他只能远远看着兄长，张学良受到万千宠爱。
两兄弟的地位差距，在继承权上体现得最为明显。
1919年，张作霖明确表态："我死后，家业由汉卿（张学良表字）接管。
这句话等于宣告其他子女无缘继承权。
张学铭虽也是赵春桂所生，但因出生时母亲已不受宠，且背负"喇嘛转世"之名，彻底丧失了与长兄竞争的资格。
母亲赵春桂的特殊地位，是另一关键因素。
赵春桂出身富户，是张作霖的结发妻子。
她父亲赵占元曾在张作霖最危险时救过他性命。
赵春桂也多次在张作霖落魄时给予经济支持，这份恩情让张作霖即使在纳妾后，仍对赵春桂怀有愧疚。
这份愧疚并未延伸到小儿子张学铭身上，张作霖认为赵春桂，郁郁而终与张学铭有关，进一步加深了对次子的厌恶。
张学铭和张学良的命运分岔点，在1927年达到顶峰。
当时，日本为控制张作霖，要求他派子女赴日"留学"。
这实际上是变相的人质政策。张作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张学铭，既满足了日本要求，又摆脱了他认为的"诅咒"。
张学铭被送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表面上是留学深造，实际上是政治牺牲品。
他在日本度过了难熬的岁月，被日本军人严密监视，成为父亲政治博弈的筹码。
张学良地位不断攀升，张作霖将关键军权逐步交给长子，为其接班铺路。
张学良统领精锐部队，参与重要决策，成为父亲形影不离的助手。
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炸死。
张学良顺理成章接掌东北军权，而远在日本的张学铭，对父亲遇刺一事，甚至无法回国奔丧。
兄弟关系的彻底破裂发生在之后。
张学良接掌东北后，先是宣布东北易帜，而后又抵抗日本侵略，进行东北易帜。
张学铭在日本目睹这一切，处境越发微妙。
回国后，张学铭选择与蒋介石合作，担任天津市市长。
这被张学良视为背叛家族，兄弟二人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即使在后来的抗日战争中，也未能和解。
张学铭后半生并不平坦。
抗战爆发后，他因不愿与日本合作，被迫流亡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他又辗转至重庆，加入国民政府。1
949年后，他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直到1974年病逝。
晚年的张学铭曾对友人感叹："我这一生，身为张家子，却始终不被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