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一名川军连长头部受重伤，战士们都以为他死了，随即扔进弹坑里草草掩埋，一天后老农从此地经过，竟然发现这名连长还活着！ 1923年秋天，四川简阳贾家场的枪炮声渐渐平息，硝烟弥漫的战场上横七竖八躺着士兵。 有个满脸血污的年轻人被战友们抬到弹坑旁，他头颅被弹片击穿，呼吸微弱得像要断了线。 带血的军装上别着北洋政府颁发的勋章，可这会儿谁也顾不上细看——队伍急着撤退，几个士兵草草扒拉些土盖在他身上，转头就消失在暮色里。 这年轻人叫车耀先，四川大邑县穷苦人家的孩子。 他爹原本在镇上摆摊卖杂货，有年赊账进了批货，结果买卖赔个精光，债主天天堵着门拍桌子。有天半夜他爹揣着半块干粮出了门，再没回来。 那年车耀先才十二岁，大清早就背着竹篓上山砍柴，来回四十里山路背到县城卖，挣的钱刚够给病恹恹的娘买药。 有回背柴过河滑了一跤，柴火全泡了汤，他蹲在河滩上抹眼泪，最后还是隔壁胡先生把他拽回家，塞给他两个烤红薯。 胡先生是镇上书铺老板的亲戚，早年在省城参加过同盟会。 他看着车耀先机灵，常借《三国演义》《水浒传》给他看。1912年保路运动闹得凶，车耀先跟着胡先生发传单、喊口号，后来干脆投了川军。在部队里他认字多、脑子活，24岁就当上连长。 可军阀天天打来打去，今天跟着刘湘打杨森，明天又调头打北洋军，车耀先胸口那枚勋章就是这么来的。 这回在贾家场吃了败仗，车耀先浑身是血被埋进土里。第二天晌午，种地的老张扛着锄头路过，瞅见土堆里有手指头在动。 老张吓得差点尿裤子，壮着胆子扒开土，发现人还有口气，赶紧背到城里教会医院。 洋大夫拿着镊子在他脑袋里夹出三块碎骨头，命算保住了，可右腿落下残疾，走路一瘸一拐。 伤好归队，车耀先升了团长。可军阀部队那套他越看越窝火——当官的抽大烟逛窑子，当兵的抢老百姓鸡鸭。 1927年重庆发生“三三一惨案”，他亲眼看见学生娃娃被机关枪扫倒，血顺着台阶往下淌。那天夜里他翻来覆去睡不着，把军装脱了叠整齐，第二天就递了辞呈。 1928年冬天，车耀先揣着积蓄在成都三桥南街盘下间铺面，挂出“努力餐”的招牌。跑堂的伙计都是精挑细选，后厨天天蒸大肉包子，穷学生、黄包车夫来买只收半价。 要是有人进来说“来一菜一汤”，掌柜的立马把人引到二楼雅间——那儿常坐着穿长衫的教书先生，其实是我党的联络员。有回邓颖超来成都开会，就在雅间里啃着包子布置任务。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车耀先忙得脚不沾地。 他自掏腰包办《大声周刊》，每期印五千份，把延安传来的消息登在头版。国民党查封一次他就换个名字，什么《大生》《图存》，前后换了六回名。 有回特务闯进印刷厂，他瘸着腿迎上去递烟：“老总辛苦，我这小本买卖可都是正经文章。”趁特务翻箱倒柜，编辑早抱着稿子从后门溜了。 最悬的是往延安送人。成都到延安隔着秦岭，路上几十道关卡。车耀先找老战友弄来空白通行证，帮三百多青年学生伪造身份。 有个女学生临行前抱着他哭：“车大哥，这金镯子你拿去当路费。”他死活不收，转头把自家怀表押给当铺。 后来这些青年里出了三个将军、五个地委书记。 1940年开春，成都粮价飞涨。国民党特务半夜把米仓砸开，反诬共产党煽动抢粮。3月18日半夜，二十多个便衣翻进“努力餐”后院。 车耀先正校对《大声周刊》清样，听见动静把稿纸塞进灶膛。特务头子冷笑：“车老板好雅兴，跟我们走一趟吧。” 这一关就是六年，从息烽监狱转到渣滓洞，老虎凳、辣椒水挨个试过，他牙缝里没漏半个字。 在牢里他给儿女写家训：“咱家穷过来的，别学人摆阔；日子再难也要干活，别贪清闲。”这封信后来藏进棉袄夹层，解放后从档案室找出来，现在存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 1946年8月18日，特务把他和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押到歌乐山松林坡。枪响前他喊了句“共产党万岁”，尸体被浇上汽油烧成焦炭。 五天后，他媳妇黄三姑娘还在往监狱送换洗衣服，看守甩给她句“早枪毙了”，黄三当场晕倒在牢门口。 重庆解放后，政府派人到渣滓洞找遗骨，只在松林坡挖出个空坟。周恩来亲笔题写“罗世文、车耀先烈士之墓”，如今立在歌乐山烈士陵园。 黄三姑娘把“努力餐”交给国家，现在成了革命文物保护单位，招牌菜“革命饭”还是两荤一素，八块钱管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