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秋，中南海菊香书屋。毛主席搁笔望向窗外："请罗瑞卿同志来，谈谈18年前那笔黄金的事。"
晚八点，罗瑞卿赶到。
毛主席抽出泛黄纸页："1931 年，临时党中央在上海连房租都交不起，我拨了 120 两黄金，结果没送到，九个同志牺牲了。林老熔了 12 根金条，七个交通员接力送，最后一棒梁壁纯失踪了。"
罗瑞卿接过资料，烛光下 “梁壁纯” 三个字很刺眼。他知道苏区曾有交通员失踪的传闻，却没想到毛主席记了近二十年。
“您放心，就是挖地三尺也得查清楚。” 罗瑞卿回道。
毛主席望向窗外，眼里藏着痛惜。当年那笔黄金，本是要救同志的命啊。
时间回到18年前的江西瑞金。苏维埃政府的土坯房里，林伯渠看着桌上堆成小山的金镯子、金戒指发愁。这些打土豪得来的首饰，得换成更稳妥的金条。
林伯渠让打银匠将首饰熔成12根十两金条，码进桐木匣。从瑞金到上海要过三道封锁线，他必须挑最可靠的人接力运送。
金光照着木匣，林伯渠却高兴不起来 —— 从瑞金到上海，要过三道封锁线，沿途都是危险。
七个交通员的名字，他在油灯下琢磨了三晚。打头阵的老陈是老猎户，熟山路；第二棒李姐卖绣品，常往返赣闽边界；第三棒小张是铁路工人，能把金条藏进火车锅炉夹层……
第七棒梁壁纯，在上海生活过十年的钟表匠，本该是最安全的终点。
1931 年深秋，上海法租界梧桐树下，梁壁纯的长衫口袋揣着桐木匣，掌心全是汗。他刚在十六铺码头甩掉盯梢的巡捕，拐进弄堂时，黄包车夫吆喝：“先生，去霞飞路不？”
那辆编号300196的黄包车，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声音，成了他挥之不去的噩梦。上车后发生了什么？他只记得一阵眩晕。
醒来时在小旅馆，床头台灯还亮着，桐木匣却没了。镜子里，他额角有淤青。
老板娘端来的红糖水里漂着枸杞，却冲不散他的恐惧。丢了党的经费，怎么说得清？
他不敢联系组织，也不敢回苏区，只能躲进弄堂，挂出 “精益钟表行” 的招牌。这一躲，就是 18 年。
上海解放后的春天，户籍警敲响钟表行木门时，梁壁纯正给老怀表上发条。“梁先生，跟我们走一趟吧。”
他握镊子的手发抖，那块旧怀表在掌心像块烧红的炭。
审讯室灯光刺眼，当公安人员说出 “120 两黄金” 时，梁壁纯笑了，笑得眼泪出来：“我就知道，这一天总会来。”
他掏出压在箱底的怀表，后盖内侧刻着 “瑞金苏维埃”，慢慢说起 18 年前的事：“在英租界叫了辆黄包车，车夫说抄近路，结果……”
公安人员盯着他额角的旧疤，心里疑惑：这老人靠修表为生，家里没像样家具，若贪了黄金，何必苦熬十八年？
可线索只有黄包车号尾数，茫茫上海，上哪儿找？
旅馆老板记不清车夫长相，却在梦中清晰忆起车号 300196。
“会不会是 300169？” 负责走访的小王突然想起，提审犯人冯安宝时，他说过表哥以前拉黄包车，车号带 “300”，后来突然有钱，在南市开了米铺。
当冯安宝盯着照片里的吉家贵，突然结巴：“就是他！我表哥当年总说，人无横财不富……”
线索终于连上了。
1950 年元旦刚过，南市 “贵记米铺” 老板吉家贵在清点银元，木门被撞开。他看着公安人员的搜查令，指甲掐进掌心 —— 装金条的桐木匣埋在厨房灶台里，表面包浆下，“瑞金” 二字清晰可见。
审讯室里，吉家贵供认：当年和两个同伙盯上梁壁纯的箱子，用掺蒙汗药的茶水迷晕他，丢进旅馆后，三人在苏州河破船分金条。
“刘阿古那小子拿金条去赌，后来参了国军，死在淮海战场……” 他盯着 “坦白从宽” 标语痛哭，“金条夜夜在梦里烧我的手啊！”
公安人员从灶台挖出七根金条，表面发黑，底部 “苏维埃” 印记还在。
梁壁纯颤抖着摸那些字迹，刚要说 “当年我要是……”，罗瑞卿打断他：“老梁，当年你没做错，错的是贪财害命的人。”
1950年3月，上海提篮桥监狱刑场，寒风呼啸。吉家贵和刘阿古的判决宣读声响起时，梁壁纯在钟表行给顾客修表。
阳光透过玻璃，照在他新领的 “革命有功人员” 证书上，证书边角有淡淡的金条光泽。
罗瑞卿向毛主席汇报时，带了两根金条。毛主席接过来细看，指尖划过 “苏维埃” 刻痕，轻声说：“当年我们缺衣少药，这 120 两黄金，本是救九个同志的命。”
这起跨越18年的悬案，见证着一个政党对每一份初心的坚守：为信仰牺牲的同志不会被遗忘，任何损害人民利益的行为终会被清算。正义可能迟到，但永不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