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已婚10年的梁启超，爱上了20岁女秘书。他写信求妻子成全，妻子欣喜答应，并提笔写了一句新人祝福，却不料，梁启超看完祝福语，顿觉后背发凉，他转身就和女秘书提出了分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麻烦顺手点击一下右上角的「关注」，方便日后随时参与讨论、分享观点，感谢您的支持呀！ 梁启超出生在广东新会一个普通人家，凭着天资和努力，从小就出类拔萃。 少年时参加乡试，主考官李端棻赏识他的才华，便做媒让自己的堂妹李蕙仙嫁给了他。 李蕙仙家境殷实，父亲是朝廷大员，家风严谨。1891年，两人结婚，那时梁启超才十九岁。婚礼简朴，新房甚至还是借的。 婚后第二年，李蕙仙随丈夫回到广东乡下，面对人生地不熟的环境，她没有丝毫怨言，操持家务，照料公婆，邻里对她交口称赞。 刚结婚那几年，夫妻聚少离多。梁启超要奔波学业与事业，李蕙仙独自撑起整个家。 即使后来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逃亡日本，家里遭遇动荡，她也能带着老小四处避难，始终没有埋怨。 但婚后十年，李蕙仙只生了一个女儿，按照当时“无后为大”的观念，这多少给梁家增添了压力。外界风言风语，梁启超心里也不是没有遗憾。 只是夫妻俩都不善表达，把所有难处都咽进了肚子里。 1900年初，梁启超应老师康有为的邀请，从日本转道美洲，去檀香山参与华侨保皇会的事务。 正是在这里，他的人生轨迹和家庭，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因为英语不流利，梁启超做事常常感到掣肘。 当地华侨推荐给他一位年轻的秘书——何蕙珍。她年仅二十岁，是侨商的女儿，接受过西式教育，能说一口流利英语。 梁启超初到异乡，人生地不熟，很多难题靠她协助解决。起初只是工作上的配合，渐渐地，两人因为志趣相投，聊得愈发投机。 何蕙珍不仅热心聪明，还对梁启超的文章如数家珍，经常主动替他翻译文章、起草公函。 孤身在外，心情烦闷时，有人能够理解自己的想法，对梁启超来说，是久违的慰藉。他开始把感激、欣赏转化为情感寄托。 他曾私下写下十几首小诗，字里行间都是对何蕙珍的感念与喜爱。对一个本就注重感情的知识分子来说，这一刻内心的挣扎与悸动，无异于一场风暴。 但他并没有立刻被情感冲昏头脑，而是把心里的困惑和愧疚写进一封信，寄给了远在日本的妻子李蕙仙。 这封信说得很坦白，说自己遇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女子，久居异乡，心中难以自持， 希望得到妻子的成全——如果妻子愿意，他希望能娶何蕙珍为妾。 梁启超把心里最真实、也最难启齿的话写进信里，既是一次求助，也是一次“请罪”。 他很清楚，这封信可能会给妻子带来怎样的震动。可他也无法轻易做决定，只能把问题交给那个他最信任的人。 李蕙仙收到信时，正在日本张罗家里琐事。多年来的操持和劳累，早让她养成了沉稳的性格。 看到丈夫的信，内心肯定不是没有委屈。为家庭付出十年，却突然被告知丈夫移情别恋，这种打击任谁都难受。 可李蕙仙的反应，没有歇斯底里的哭闹，也没有激烈的指责。她细细思量一夜，最终提笔回了一封信。 信中没有一句反对，反而表现出大度体谅：“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从一而终。如果你真喜欢她，我就去禀告父亲，请他来做主，成全你们。” 这一句话，说得平静，却暗藏玄机。在熟悉梁启超家庭的人看来，这句话其实是“以退为进”。 一方面，她没有否认丈夫的心意，没有破口大骂，也没有以死相逼，反倒把选择权还给丈夫。 另一方面，李蕙仙明白，梁启超的父亲一向对她极为宠爱，也十分重视家族的体面。梁启超倡导一夫一妻制，是新学的旗手。 如果真的“纳妾”，不仅家庭会动荡，父亲也肯定不会答应，整个梁家也会因此蒙羞。更何况，父亲当时身体欠佳，经不起这种打击。 李蕙仙用一句轻描淡写的话，把责任和压力又推回到梁启超身上。她既没有阻拦丈夫的选择，又让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要承担的后果。 梁启超收到信后，心里一下凉了半截。他本以为妻子会反对，甚至哭闹，反而给了自己一个“自由”，却又让自己无路可退。 作为一个一直倡导新学、主张婚姻平等的人，如果真的违背自己的主张，不仅父亲过不了这一关， 自己在外的名声也必然扫地。最重要的是，如果父亲真的被气出个好歹，自己更成了“不孝”的罪人。 这一刻，他忽然觉得，“成全”二字比责备还要沉重。 他连夜写信给妻子，表示再不会提这件事，请妻子千万不要把此事告诉父亲。他随后和何蕙珍断绝了来往，回到日本继续和妻子生活。 这一场风波，最终以夫妻二人的冷静应对而收场。外人或许觉得，这只是一场感情插曲，但对于梁启超和李蕙仙，却是一次深刻的人生经历。 婚后第十年，梁启超和李蕙仙终于迎来长子梁思成的出生。 家里有了男丁，家庭的压力小了许多。再往后，李蕙仙又做主，将陪嫁丫鬟王桂荃纳为妾，为家中增添子女，协助打理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