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小萝卜头的遗体，在戴公祠警卫室被挖了出来。谁知，小萝卜头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遗物，当工作人员看到后，无不掩面而泣。 1949年重庆解放后的第二天，戴公祠警卫室的瓦砾堆里挖出一具孩童遗骸。这孩子左手紧攥着半截铅笔头，右手还保持着抓握姿势。 法医掰开他僵硬的手指时，发现铅笔芯已被体温融化又凝固，在掌心印出乌黑的痕迹。 这孩子就是宋振中，在歌乐山监狱里出生的革命遗孤。 父亲宋绮云是杨虎城将军的机要秘书，母亲徐林侠是中共地下党员。1941年深秋，特务伪造家书将宋绮云诱捕，又用同样手段把抱着八月大婴儿探监的徐林侠关进白公馆。这个尚在襁褓的婴儿，就此开始了七年零十个月的铁窗生涯。 牢房阴暗潮湿，成年人直不起腰。徐林侠用破棉絮垫着墙角，把孩子裹在补丁摞补丁的囚衣里。特务送来的牢饭是发霉的糙米混着砂石，徐林侠把米粒挑出来嚼成糊喂孩子，自己吞砂土充饥。 长期营养不良让宋振中四肢细如麻杆，脑袋却肿得发亮，活像菜窖里发蔫的萝卜头。这个外号在难友间传开后，倒成了黑暗里最温暖的称呼。 1943年转押息烽监狱时，三岁的小萝卜头已会扶着墙走路。他常扒着铁窗看天上飞鸟，回头问母亲："鸟儿能飞出去，我们什么时候能回家？"徐林侠把儿子抱到透光的墙缝前，教他用口水在砖上描字。 这时牢门突然打开，特务拎着带刺的皮鞭闯进来，孩子本能地扑到母亲怀里，牙齿把嘴唇咬出血印。 狱中难友看不下去，集体绝食抗议。经过三天僵持，监狱长终于同意给孩子加个水煮蛋。 黄显声将军托人送来半截铅笔，罗世文拿草纸订成识字本。每天清晨，各牢房的叔叔阿姨轮流教他认字，放风时考他算术题。六岁那年，小萝卜头已能背诵三十多首唐诗，还会用俄语数数。 1946年夏天，监狱转移途中发生意外。囚车经过磁器口时，小萝卜头从轿帘缝隙看见街边学堂。穿蓝布衫的学生们捧着书本，琅琅读书声穿透铁栅栏。 他忽然抓住母亲衣角："娘，我想上学堂。"这话让同车的韩子栋红了眼眶，这位《红岩》里"疯老头"的原型，当场撕下衬衫内衬，用炭灰画了张简易课表。 在渣滓洞监狱，小萝卜头成了最特殊的"信使"。他借着去男监上课的机会，把黄显声将军摘抄的报纸消息缝在裤腰里。 有次传递情报时被看守发现，孩子机警地吞下纸条，任凭特务掐着脖子也不松口。事后徐林侠发现儿子脖颈瘀紫，他却仰着笑脸说："我把字条吃进肚子，他们就找不着了。" 1948年深冬，狱中秘密缝制了面五星红旗。小萝卜头负责运送针线，他把线轴塞进破棉鞋，赤脚踩着结冰的地面来回跑。脚掌冻得通红也不喊疼，反而兴奋地告诉难友："等春天来了，咱们举着红旗去天安门。" 谁也没想到春天来得这样迟。1949年9月6日，距离重庆解放还剩58天，特务将宋振中一家骗到戴公祠。 刽子手杨进兴的供词里记录着：孩子临死前突然转身，铅笔头从衣兜滑落。他拼命去抓时，匕首已刺穿后背。那截沾血的铅笔被攥在左手，到尸体僵硬都没松开。 重庆红岩革命历史纪念馆的档案显示，挖掘现场还发现了件蓝布囚衣，上面用血写着歪扭的"中国"二字。工作人员清理遗物时，在铅笔末端发现刻着"自由"的细小划痕。 这截3.7厘米的铅笔头，如今陈列在歌乐山烈士陵园展柜里，旁边放着孩子没写完的算术本，最后那道"3+5=8"的等式，墨迹已晕染成团。 （参考信源：重庆红岩联线文化发展管理中心馆藏档案《宋振中烈士遗物登记册》；《红岩魂纪实系列展览》解说词；《中国共产党重庆历史·第一卷》第三章第四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