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说:毛泽东不是我的学生。他只是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按照他当时的水平，根本考不上北大！
在毛泽东的履历里，他毕业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院，与北大相去甚远。但是它的前身，是张栻创办的城南书院，当初是与岳麓书院齐名的。
1918年6月，毛泽东从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毕业，他作为新民学会会务的主持者，为帮助准备去法国工读的湖南学子组织勤工俭学事宜，和蔡和森等同学一起到了北京。
从长沙到北京的路费，毛泽东都是找朋友借的，到了北京已是身无分文。于是他找到了从前在第一师范的老师杨昌济，杨昌济当时已经被北大聘为教授，举家迁到了北京豆腐池胡同15号。
杨昌济一直很欣赏毛泽东，对他的革命行动一直都是持支持态度，师生二人能在北京相见，多少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感觉。
杨昌济不但让毛泽东和蔡和森借住在自己家，还将他们介绍给李大钊，拜托李大钊给他们寻个工作。
到了秋天，李大钊推荐毛泽东去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工作，当最基层的佐理员，月俸八元。
在北京大学工作的那段日子里，毛泽东注册成了哲学系的旁听生，也加入了北大新闻研究会。
和他一起注册旁听的同学，后来都考上了北大，只有毛泽东没有去考。据他的同学罗章龙回忆，他当时没有意愿参考，他觉得北大的一些课程还是比较腐朽、陈旧的。
有一次，胡适在北大图书馆演讲。毛泽东曾经在《青年杂志》上看过胡适的文章，很是敬仰。看到有胡适的演讲，他站在后排非常专心地听着。
到了提问环节，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的普通话提出了自己的问题，胡适知道是个小职员提的问题后，竟然选择不回答，忽略而过。
遭遇如此的“冷遇”，毛泽东当然不会气馁，他仍然会去听他的课，听大家在新研究会讨论，虽然很少有人愿意和他接触讨论，觉得他是南方来的普通话都说不好的“乡下人”。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向胡适问起毛泽东，他说，毛泽东不是我的学生，他是学校图书馆的一个工作人员，以他的水平，不一定能考上北大。
但是毛泽东不计较这些，人们有些刻板印象是正常的。到了第二年，大家慢慢了解了这个爱吃辣椒的大高个。
由于毛泽东多次虚心地向胡适请教一些问题，慢慢地胡适对他改观了，甚至在后来毛泽东创办《湘江评论》时，他还给写了推荐。
在北京大学，毛泽东还认识了另一个他仰慕已久的人物——陈独秀。在毛泽东工作的阅览室的上面，就是李大钊和陈独秀的办公室，一左一右。
与他们的思想交流，大概是奠定毛泽东成为革命领导人的最重要的一步。
也是在北大的相互熟悉，陈独秀日后才会委托毛泽东去湖南建党，将毛泽东在党内资历提高。
在图书馆工作后，经济宽松一些了，为了方便为新民学会相关事宜的对外联系，毛泽东从杨昌济家搬到了吉祥所。
吉祥所位于景山附近，是太监死后出殡的地方，一听就不是什么好地方，但是租金便宜。
在吉祥所的这个小屋子里，住着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萧子升等8个湖南人。因为吃不惯北京的饭食，他们决定自己做饭。
偏偏几个大男人没有一个会做饭的，北京大米比较贵，他们就买来面粉折腾着做，做出来难吃到无法下咽。
隔壁邻居是个旗人大妈，面食做得好，就教他们如何发面，如何蒸馍，最后做出来有模有样的。日常就是馍馍就咸菜，最终还是过成了“北方人”。
冬天的北京非常冷，在那小屋里，八个人只有一件棉袄，谁出门谁穿。白天，大家可以在图书馆取暖，晚上就大家围着柴火堆“头脑风暴”。
大家这样住了近一年，毛泽东接到母亲病逝的消息，回湖南奔丧。
后来毛泽东回忆在北京的那两年，他说那段经历让他对政治的兴趣持续增长，头脑也越来越热烈，但是方向并不明确，还是很彷徨，想找“出路”。
最终，还是李大钊引导毛泽东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成为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