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光达的儿子叫许延滨，1989年被授予少将军衔，但是，许延滨却说，只有父亲那一代人，才配得上将军的军衔。 许光达，1908年出生于湖南长沙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自小就立志改变命运。1925年，他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共产主义者，开始投身革命。1926年，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毕业后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当排长。1927年，他参加南昌起义，随后加入红军，历任红六军参谋、红三军第八师师长等职。1932年，他在作战中负伤，赴苏联治疗并学习军事理论。1937年回国后，他在抗日军政大学任教，为抗战培养了大批干部。抗日战争中，他担任八路军120师独立第二旅旅长，带队深入敌后作战。解放战争期间，他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三军军长，参与解放兰州等战役。1949年后，他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员，主持装甲部队建设，被誉为“中国装甲兵之父”。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是新中国十位大将之一。但他觉得自己功绩不够，多次向中央军委请求降为中将，虽未获批，却留下谦逊美名。1969年，他因病去世，享年61岁。1977年，中央军委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许延滨，许光达的独子，1939年5月生于延安，成长在革命烽火中。1959年，他从北京101中学毕业，1965年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投身军旅，延续父亲的装甲兵事业。他历任第12军坦克2师师长、装甲兵指挥学院副院长、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等职。1975年，他参与核试验，带领装甲部队进入戈壁滩爆炸中心区，收集关键数据，完善坦克部队作战条令，受到上级表彰。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担任前线作战参谋，负责通讯联络，负伤后仍坚持指挥，荣获二等功。1989年，他被授予少将军衔，但他很少佩戴军衔标志，认为只有父亲那一代开国将帅才配得上将军称号。他还在军事科学和哲学领域深入研究，发表论文近60篇，其中8篇获军区级以上奖励，展现了多方面的才华。 1989年，许延滨获少将军衔，这是对他多年军旅贡献的肯定。但他始终保持低调，几乎不佩戴军衔标志，只在正式场合短暂佩戴后就摘下。他曾说，父亲那一代人用鲜血和牺牲换来的荣誉，才是将军军衔的真正分量，而自己的军衔在和平年代得来，远不能与之相比。这种谦逊态度深受父亲许光达影响。1955年，许光达被授大将军衔时，也觉得自己功劳不够，多次请求降衔，被称为“共产主义者的一面明镜”，虽未获准，但他平时很少佩戴勋章，保持低调作风。 1975年的核试验是许延滨军旅生涯的重要一页。那次任务中，他带领装甲部队深入爆炸后的戈壁滩，冒着辐射风险收集数据。这让他深刻体会到战争的残酷和军人职责的重大。1979年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他再次展现担当。作为前线参谋，他在炮火中指挥作战，左臂被弹片划伤仍不下火线，确保任务顺利完成。这些经历让他认识到，真正的荣誉不是肩上的军衔，而是行动中体现的责任和奉献。 1989年后，许延滨继续在装甲兵领域发光发热，担任装甲兵工程学院副院长，投身现代化建设和人才培养。2005年退休后，他受聘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工程应用研究中心顾问，为科技与军事事业贡献余热。他在信息科学、军事科学、哲学领域研究颇深，发表论文近60篇，其中8篇获军区级以上奖励。1997年，他的论文《信息战深层次是哲学战》获全国征文二等奖，刊登在《解放军报》，引起广泛关注。他还推动建立陆军首个师级计算机军事训练中心和全军首个战备转换程序，为部队现代化建设出力。 许延滨生活简朴，退休后常穿旧军装，和老战友聚会时谈起往事总是轻描淡写。他始终觉得，父亲那一代人扛起了国家存亡的重担，自己只是尽力做好本职工作。不佩戴少将勋章，既是对前辈的敬仰，也是对军人职责的坚守。许家父子这种谦逊和担当的精神，代代传承，值得我们深思。 许光达和许延滨的故事，展现了军人不同的时代缩影。许光达在战火中锻造新中国装甲兵基业，许延滨在和平年代延续父辈事业。父亲用一生诠释了牺牲与奉献，儿子用行动践行责任与谦逊。两人对军衔的态度，折射出对荣誉的不同理解。许光达认为功绩不足以匹配大将，许延滨觉得和平年代的军衔无法与父辈的牺牲相比。这种谦逊不是自贬，而是对军人精神的高度认同。 军人精神是什么？是冲锋陷阵的勇气，还是默默付出的坚持？许光达那一代人，用生命换来和平；许延滨这一代人，用努力守护和平。军衔对他们来说，不是炫耀的资本，而是责任的提醒。许延滨不佩戴军衔标志，不是否定自己的贡献，而是提醒自己不忘前辈的付出。这种态度在当下浮躁的社会里，显得尤为珍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