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特务去实验小学抓地下党杨文海，谁知刚到校门口，恰巧就碰上了杨文海。特务赶紧拦住了他，杨文海以为自己完了，不料特务并没有对他下手，而是问，你认识侯振斋吗？ 就在这年，宁夏省立实验小学里，一位名叫杨文海的教务长，内心燃烧着抗日的火焰。 眼看着卢沟桥事变爆发，大片国土沦丧，他和另一位老师涂春林悄悄行动起来。 他们秘密联络了一批有热血、有担当的学生，成立了一个以抗日救亡为目标的秘密团体，最初叫“西北青年救亡队”。 没过多久，这支主要由学生组成的队伍，突然出现在银川街头。 学生们穿着统一的童子军服，手里举着用红纸做的小旗子，旗子上写着醒目的标语：“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了”、“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他们一边沿着王元大道向南行进，一边齐声高呼“唤醒同乡，共赴国难”的口号。 队伍最后在西大街一个热闹的十字路口停下，围成一个圆圈，一些老师和学生站到临时搭起的台子上，大声向围观的市民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 这场游行整整持续了七个多小时，在银川城里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看到效果不错，领头人侯振斋决定把团体名称改为更有战斗气息的“西北少年战地服务团”，简称“少战团”。 一天清早，杨文海特意跑到马鸿逵常待的小公馆打听他的行踪，得知马鸿逵正在他最宠爱的五姨太邹德一的住处，杨文海立刻带着十几名“少战团”的核心成员赶了过去。 他们向马鸿逵递交了请愿书，恳求省政府批准“少战团”奔赴前线支援抗战。 然而，马鸿逵想都没想就拒绝了。他满脑子只想着在宁夏当他的“土皇帝”，守着地盘享受荣华富贵，根本不愿意出头去招惹日本人，生怕引火烧身，连脑袋都保不住。 杨文海没有轻易放弃，被拒绝后，他马上组织队员们就在马鸿逵五姨太住所的大门外，齐声高唱“少战团”的团歌，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抗日口号。 里面的马鸿逵被吵得心烦意乱，实在没办法，只好让五姨太邹德一出来应付。 邹德一站在门口，对着学生们说：“同学们，你们年纪还小，眼下最要紧的是好好念书，抗日救国这样的大事，不是你们该操心的。” 学生们立刻反驳，过了好一阵子，大门再次打开，邹德一脸无奈地走出来说：“行了行了，别喊了，主席同意你们这个‘少战团’在我们省里的抗战后援会登记备案。” 一个月后，“少战团”果然获得了官方的正式批准，不过名字被改成了“宁夏少年战地服务队”。 虽然服务区域被严格限定在宁夏省内，不能去前线，这让满怀热血的队员们非常失望，但总算有了一个公开的、合法的身份，迈出了艰难的第一步。 拿到合法身份后，“宁夏少年战地服务队”的工作更加积极了，他们深入银川各个小学，联合师生一起，广泛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张贴标语、教唱救亡歌曲、组织小型集会，努力唤醒民众的抗日意识。 与此同时，宁夏的政治空气也变得越来越紧张，当时日本侵略者看到正面战场久攻不下，改变了策略，对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 这种策略在国民党内部产生了很大影响，导致出现了分裂和动摇。 宁夏的统治阶层内部，也滋生了不少亲日、反共的势力，他们觉得“宁夏少年战地服务队”这么活跃，背后肯定有共产党在指使和操纵，是个“危险组织”。 于是，当局决定动手，派出了宪兵队，目标直指实验小学，要抓捕领头人杨文海。 这天，杨文海正好有事要出门买点东西，刚走到校门口，迎面就撞见了一队气势汹汹、直奔学校而来的宪兵。 杨文海心里“咯噔”一下，暗叫不好，以为这次肯定在劫难逃了。 谁知，那队宪兵像没看见他似的，径直冲进了学校里面。 杨文海暗自松了口气，正想趁机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没想到，刚走出没几步，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几个宪兵又折返回来，一下子拦住了他的去路。 杨文海的心瞬间又提到了嗓子眼，以为对方认出了自己，只见为首的宪兵队长上下打量着他，厉声问道：“喂，你！认识一个叫侯振斋的吗？知道他现在人在哪儿？” 一听对方问的是“侯振斋”，杨文海提到嗓子眼的心一下子落回了肚子里。 他强作镇定，平静地回答：“侯老师啊？他应该还在学校里没出来。” 宪兵队长一听，立刻带着手下转身，急匆匆地又冲进学校里面抓人去了。 宪兵队在学校里翻箱倒柜，把教室、办公室搜了个底朝天，折腾了大半天，也没找到那个叫“侯振斋”的人。 他们不甘心，又抓着学校的其他老师盘问，老师们都一脸茫然，纷纷表示：“侯振斋？没听说过学校里有叫这个名字的老师啊。” 原来，杨文海在外进行抗日活动时，一直用的是“侯振斋”这个化名，学校里知道他的人，都只晓得他叫杨文海，根本没人知道“侯振斋”是谁，宪兵队拿着“侯振斋”这个名字来抓人，自然扑了个空。 信息来源： 《宁夏省志》
